第2022章 周六 (第2/2页)

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债务，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任何部门出问题都可能传导到其他部门，形成系统风险，这类危机爆发和蔓延的速度往往很快，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一个部门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萎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会带来经济衰退，债务带来的经济衰退会加重实际债务负担，会造成消费下降，会加剧不平等，因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的索赔权，而欠债方即使破产也要清算债务，故而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更弱的穷人身上。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居民和企业的债务规模，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银行的信贷和资产规模，要理解债务的增长，首先要理解银行为什么会大量放贷。资金供给的增加源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一方面，银行越做越大，创造的信贷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层出不穷，整个金融部门的规模和风险也越滚越大。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但银行危机随之而来，全球银行危机的频率都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高度相关。金融风险的核心是银行，历次金融危机几乎都伴随着银行危机，原因有四：银行规模大，杠杆高；银行借进来的钱很多是短期的，但贷出去的钱却大都是长期的，这种负债与资产的期限不匹配会带来流动性风险；银行信贷大都和房地产有关，常常与土地和房产价值一同起落，放大经济波动；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浪潮为借贷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涌入金融系统，借贷总量也难以增加。如今的全球经济失衡，是贸易失衡和美元地位带来的资本流动失衡所共同造成的。国际资本流入不是美国可贷资金增加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贫富差距，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过去40年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都伴随着国内债务水平的上升，富人的余钱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流向房地产，借给穷人买房，成为穷人的债务，这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风险。债务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借来的钱能用好，投资形成的资产能增加未来收入，还债就不成问题，加入资金能被实体企业投资所吸纳，就不会流到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去推升资产泡沫，而主要发达国家实体投资下降的一个原因便是国内制造业整体外迁，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

经由“4万亿”计划、欧债危机、再刺激、“影子银行”、“股灾”、资本外逃、“棚改”货币化、债务置换、理财产品爆发，我国债务累积迅速上涨。我国居民债务接近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在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股权融资占比很高。企业债务有多个问题广受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约占Gdp的40%，资金主要流向基础设施，项目回报率很低；“国进民退”现象；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我国房企大量债务来自“影子银行”或其他监管薄弱的渠道，一旦受到外部冲击，房企就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还有一种房企债务是在海外发行的美元债，因大量房企并没有海外收入，故也有风险。总体来看，我国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应对风险的能力受限，若遭遇重大外部冲击，就可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而企业裁员甚至倒闭，会降低居民收入，加大居民的风险，也加大其债主银行的风险。我国银行有很多风险点：对信贷放松管制，银行规模迅速膨胀；银行偏爱以土地和房产为抵押物的贷款，如果这类优良的抵押物或者有政府信用担保的企业越来越多，那银行就有动力不断扩大信贷规模；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这与“影子银行”的兴起有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类似银行的信贷业务，却不在银行的资产负责表中，不受银行监管规则的约束。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法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债务人来说，偿债是个算数问题：或提高收入，或压缩支出，或变卖资产、拆东补西，实在还不上，就只能违约，那债权人就要受损，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若出现大规模坏账，金融系统会受到冲击。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方式大概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第二类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第三类是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业务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赤字货币化”的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暂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代替金融市场的价格来调节经济资源配置。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者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的产物，最近几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包括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投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等，确实有效遏制了新增债务的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量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有效率的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的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总的来说，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最近几年的改革着力于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还好多带了张活页纸，不然还不够用。

今天确实有晚霞，但只是小小的一团。

第一次遇见只有男生的教室。

为明早尽早出发，所以今晚便将日记码完保存起来了。

总有一些东西，要用消失来证明它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