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竹杖芒鞋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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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一蹴而就之事鲜矣,尤以读书一事最难,十年寒窗未必能一朝成名,科举之业更是难上加难,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是也。举业,非简单一“勤”字所能功成。勤固能补拙,怎奈此事更需天赋。
沈致信五岁识文,八岁进学,十四岁过县试,府试折戟,自是个实实在在的读书人,但也应了“前景可期”四字。其早先在左溪乡学为塾师赏识,颇多赞誉言词,及至入了信江书院进学便“泯然众人矣”,盖因书院聪敏者众,稍一不慎便流于平庸。
而冯过虽未能冠盖书院,却也算得上是其中佼佼者,若非先生言称其尚是舞勺之年,锋芒太露反而不美,有“厚积薄发、循序渐进”之建言,压其椎囊数载,否则冯过说不得早已过了院试身具秀才功名了。
迂腐哪,明了此节,冯过免不了吐槽一二。有道是“出名要趁早”,“神童”这种祥瑞不多见,却也不罕见,纵观那些个青史留名者哪个不是才华卓绝、惊才绝艳的?名气、名声、名望,原就非唾手可得而需长年积累,这其中不乏方仲永,却也实在毋需顾首顾尾。出类拔萃、鹤立鸡群,有何不好?有甚顾忌?只是,冯过素来敬重先生,对先生所言唯命是从,自是无有不允。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此乃大昌名儒韩退之《师说》一文中名句,但后面还有“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和“师不必贤于弟子”这类吐槽呢。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等派著名学者各自收徒,有志于求学者可择师而事,成为某个学者的门生。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在以察举、征召、品评为取士手段的两汉时期,师生关系很快演变为作为博取官职的工具。
如东汉时期受到皇帝赏识的经学家贾逵,他的门生弟子往往都被挑选为郎官,学者无不羡慕。这样问题就来了:想要求官者,往往投靠在权臣门下做“门生”,甚至与学术完全无缘的外戚窦宪、宦官王甫等,都有自己的“门生”。东汉末的徐干评论说:“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
蜀汉先主刘备少年时期曾经拜学者卢植为师,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大概没有从卢植那里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但幸运地结识了不少同学。后来刘备在乱世中投奔老同学公孙瓒,捞取了政治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桶金。
此等“门生”自然不可能不尊重“老师”,不惜为“老师”馈赠厚礼,恭敬毕至,甚至亲执贱役,甘为奴仆。
士人们尊师重道,会得到很可观的回报:身居高位的老师,在仕途方面当然会照顾自己的门生。考官们虽然从未教书,却总是收获满门桃李。
那么,真正从事教育工作,甘作春蚕蜡炬,教书育人的那些人呢?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塾师或业师,士子虽不见得不尊重,但比起“座师”和“房师”,其礼遇程度相去甚远。
“傍人门户”、“半饥半饱”的塾师生涯,是塾师的普遍状态。一份教书的工作,在古代被称为一个“馆”,普通读书人觅一个待遇好的“美馆”并不容易,许多穷酸秀才压根就觅不到。
究其根由,一来某些塾师确实水平有限。只要粗通文墨,会念《三字经》《百家姓》,就可以去教学生了,白字连篇的塾师并不少见。
再者是塾师教育不得法。大部分蒙师只教学生念书,而不作讲解,大群学生扯着喉咙一齐念诵,场面壮观。为适应这种老师的教学方法,启蒙读物一般写成整齐押韵的三字句或四字句,方便学生念诵。
如果蒙童还想进一步深造,比如研读《四书》以便考个秀才,就需要找个有功名和身份的老师——总不能,让一个自己都考不上秀才的老师指导学生参加科举吧?
是以,有秀才功名,能教学生作八股的老师,自然会赢得更多得尊重。
当然,如果你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做了考官,会更加被学生尊重。到那个时候,你会成为许多举人、进士的“座师“、房师”,你的门生对你毕恭毕敬,俯首帖耳。
总之,老师的受尊重程度,与他们的功名和官职正相关。这并非完全是趋炎附势,主要还是因为:你的功名和身份越高,便能给学生提供的东西就越重要,你对学生的“师恩”便越深重。
不过,凡此种种在“信江书院”是不得见的,盖因书院名声之盛丝毫不逊于闻达于秦楚时期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与“四大书院”相较,以境内河川命名的“信江书院”建立至今不过百来年,似显底蕴不足。然则自陆玄以下,书院历任山长莫不是名师大儒,便是书院授课讲师也多有进士中试的贤达,至于自书院出来的士子亦不乏官居高位者,可谓是传承有序,美名远扬。
如冯过的业师资哲便是当世名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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