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五章 有六部没皇帝,可不就是小朝廷？ (第2/2页)

只要我足够左，看谁都是右，只要我足够的反贼，看谁都是忠臣了。

所以在陛下看来，从矛盾说这个因推导出张居正是个反贼这个果，是错的，是张居正、皇帝本身，就是反贼，所以才有矛盾说这个果。

矛盾说是皇帝、张居正的共同著作，这一点在刊行之初，就是明确的。

“陛下，臣以为，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好了，一个儒生喋喋不休而已，不必过分深究。”戚继光作为大将军，反对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差不多得了！什么反贼不反贼的，陛下是明君圣主，安天下者应为君，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

至于后人的事儿？后人再说，后人自己不争气，失了天下，怪祖宗太争气？没这种道理的。

退一万步讲，矛盾说也在提高统治阶级的下限，对国朝、中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三思而后行也该推动。

“这个儒生叫什么？”王崇古有些好奇的问着万士和，署名是笔名，叫玄扈山人，但能在杂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的，都是在礼部报备过的，这人究竟是谁，礼部一清二楚。

王崇古之所以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此人真实身份，其实是保护，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谁在批评张居正，一旦此人倒了霉，那就是张居正在以大欺小，在恃强凌弱。

给人添堵尤其是给张居正添堵这种事，王崇古非常乐意。

“上海县法华汇人，名叫徐光启，是耿定向弟子万历二年状元焦竑的弟子，泰州学派门下。”万士和左思右想，还是开口解释了下这人的来龙去脉，他赶忙说道：“徐光启今年才二十三岁，年轻人嘛，都气盛。”

“泰州学派全都是意见篓子。”王崇古有点幸灾乐祸，张居正吃瘪的时候可不多，一个年轻人，能把张居正辩论到自己承认自己也是反贼的地步，可见其才智。

若是张居正要为难徐光启，那晋党一定要保，不为别的，恶心一下张居正也是极好的！战无不胜，赢了一辈子的张居正吃瘪，这可是少有的场面。

大明皇帝南巡还是带来了一些切实的改变，比如天津流入山东的烟馆被大明皇帝的缇骑给查抄了，山东也留了个心眼，而且还对山东地面的官吏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而到了徐州，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个大坑，皇帝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处理，很快，徐州地面上有了蜂窝煤售卖。

徐州的煤运到苏州、杭州、松江府，就是不会留在徐州，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之前，徐州也有窑井采煤，而这些采煤的人，都是来自苏杭的商贾，他们雇佣徐州本地人挖煤，把煤运回去，这就是一种路径的依赖，大明朝廷煤钢专营之后，徐州地面官员仍然是萧规曹随，在惯性之下，仍然运往苏杭。

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只要能勉强运作，就拒绝改变。

让朱翊钧颇为意外的是，南衙对新政的抵触情绪之剧烈，远超大明君臣的想象，这种抵抗情绪体现在每一件事上。

比如徐州煤之事，大明自从煤钢专营之后，地方将所有的煤窑收为官有，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遵从朝廷的号令，用各种方式收为官有，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一定的货币去赎买，毕竟开窑井也是需要钱的，但徐州用货币赎买之后，这些官有煤窑，仍然交给本来的商贾去运营。

地方衙门花了银子，购买了煤窑的所有权，但其经营之事，仍然在这些商贾手中，商贾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衙门的杂职官，等于说，花了钱，却一点事都没有办，那赎买煤窑的银子，其实就在这个政令推行的过程中，落进了个人的口袋里，煤窑的一切经营方式，都没有变。

然而，整个过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既遵从了朝廷的政令，又没有滋扰地方，更没有闹出矛盾冲突来，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百姓不好，工匠不好。

该有的官舍、三级学堂、工匠学堂、惠民药局，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南衙执行的万历新政，当缇骑搞清楚了煤窑发生的事情时，连反贼出身的王崇古都惊讶了。

这还只是阳奉阴违而已，表面上遵循了政令，实际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大家都在这个维新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尤其是这些商贾，非常乐意配合，因为从执行新政之后，这些商贾就不再是商贾了，而是官商了，这是一层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现在趁着新政的东风，拿到手里了，来自衙门的背书，自此畅通无阻。

这就是朱翊钧抵达南衙徐州府的第一感觉。

“这很矛盾。”朱翊钧对着随行的王皇后，略显无奈的说道：“娘子，你说咱这维新，看似是成功了，但看起来也像是失败了，咱从北衙到山东，一路上放出去的缇骑，探问到的消息，无不告诉咱，万历维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连绵不绝的工匠官舍，兴高采烈上学的孩子。”

“到了徐州，就给了咱这么大一个耳光。”

“这一耳光，是真的疼。”

有些略显烦躁的心里话、孩子话，朱翊钧只能对皇后说这些，他二十三岁，不是个孩子，他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露出软弱来，但在妻子面前，不必带着坚强的面具活着。

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高兴有不高兴，也有失望，王夭灼这里就是个避风港。

王夭灼思考了下，笑着说道：“我倒是觉得正常，南衙就是缺了凌云翼这种不管不顾的杀神，但凡是有这样的人物内外都清理一遍，他们万万不敢如此，南衙十三府，作为京畿，还是太大了些，拆分势在必行，有六部没皇帝，可不就是小朝廷？你皇帝算老几？”

道理讲不通的时候，物理消灭通常就是唯一办法。

你北衙的朝廷是朝廷，我南衙的六部就不是朝廷？一个国朝，两个朝廷，可不就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王夭灼继续说道：“而且，南衙普遍不恭顺，那沂州知州雷士桢多混账啊，纵容烟馆，可是雷士桢知道陛下要来，还是把全城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还把房顶的瓦都清洗了一遍，徐州地方呢？徐州知府钱至毅以遵循王命不便扰民为由，连卫生都未曾打扫一下。”

“咱看到了。”朱翊钧点头说道：“所以，还是得下重手处置一番，否则别人怎么知道咱是皇帝呢？日后所经行之处，都会怠慢了咱，咱的号令，就是一纸空文。”

“就让海总宪出手吧。”

大明神剑，从来没有入鞘，这种贪腐案，海瑞查办起来已经非常专业了。

大明皇帝很生气，后果真的会很严重，朱翊钧也没有大开杀戒，而是选择了揪着一件事猛打，就是徐州煤窑之事。

万历四年到任，至万历八年离任的徐州知府，现在的南衙佥都御史陈吾尹，就是朱翊钧的目标。

贪腐，姑息包庇，以权谋私，立刻满足了海瑞的斩杀线，海瑞人还没到南衙，就已经在着手清理南都察院的蛀虫了。

一切的祸根，其实都是当初的迁都，朱元璋在洪武年间派出太子朱标，前往洛阳、长安，就是亲眼看看是不是适合迁都，但迁都之事，随着朱标回到应天府后，生病离世，就此搁置，成了朱元璋的未竟之事。

朱棣迁都在永乐十九年，围绕着迁都展开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正统十三年，明堡宗去瓦剌留学后，才算有了最终结果，真的迁回南衙，黄河以北都会丢，这是必然结果，最终没有人再谈迁回南衙。

南衙十四府官员的升迁，根本不在北衙的手里，也就不在皇帝手中，导致这南衙的考成法，都是不情不愿的在推行，新政磕磕绊绊，做些表面文章。

“我是个妇道人家，哪里懂这些，我就觉得，他们呢，造反是不敢的，但借着造反的名头，谋财的胆子还是有的，而且无法无天。”王夭灼不懂政治，也不懂妥协，她就觉得杀得少了。

《大诰》里有一个洪武十八年的案子，叫妄给妻室案。

说山西洪洞县姚小五有个妻子叫史灵芝，结婚多年，有孩子三个，但结婚多年后，史灵芝突然被告了。

早些年，史灵芝和唐家的长子有婚约，后来兵荒马乱，还没成婚，长子就死了，史灵芝这才嫁给了姚小五。

可是这唐家次子唐寅山认为，史灵芝该是他的，因为按照元朝旧俗‘收继婚制’，唐闰山作为弟弟，有权接收兄长的一切财产，当然也包括名义上的嫂子史灵芝。

这件事离谱就离谱在，从洪洞县知县，到刑部尚书都认为没有任何问题，都觉得唐寅山的诉求非常合理，就把史灵芝判给了唐寅山。

姚小五气不过，带着妻子就跑到京城敲了登闻鼓，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下旨说：系人伦纲常之道，乃有司之首务，故违不理，所以有司尽行处斩。

从上到下砍了个遍，明刑弼教。

这件事最离谱的就是，唐寅山的诉求，即便是在元朝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忽必烈入中原就下旨，汉人不得收继，此乃胡人礼。

到了至顺元年，元朝律法更是明确规定：今后汉人、南人收继庶母并阿嫂的，合禁治，男女各八十七杖、主婚者笞五十七下，媒合人四十七下，聘财一半没官，一半付告人充赏。虽会赦尤离之。

就是说，有人敢收继婚，所有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者，鼓励举报。

到了大明就更不合法了，洪武六年，大明律就明确规定：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直接杀都得死。

大明有司从上到下能做出这种判罚，并且无一人纠正其错误，其实就是洪武初年的一个最大问题，对大明政权的不认可，对元朝松散统治的认可，朱元璋管的太宽，管得太多，人元朝皇帝，啥都不管。

这就是一种对抗情绪在作祟，当然，上下有司的对抗失败了，因为就是按照元朝法律，那也不合法。

收继婚这种草原来的恶俗，就因为杀人杀的多，在洪武十八年后，彻底废除掉了。

当一个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可以看向祖宗成法的《大诰》，里面有很多解决问题的粗暴但直接办法。

皇帝经行之处，腥风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