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四章 自掘坟墓 (第2/2页)

不过，崇祯想专心北京的防务，这个时候却晚了。

宣化距北京太近了！

别说其他各处的军队现在根本无法及时赶到北京，而且不善军事的他还昏招继续迭出。

在临清的山东总兵刘泽清因为恐惧李自成而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就不说了，吴三桂接到的命令居然是要带全部人马入关。

后人有很多说吴三桂故意磨磨蹭蹭不能说一定不对，但肯定是偏颇的。

当时整个宁远有兵四万、民八万。

吴三桂放弃宁远必须要把八万百姓一起撤入关才行，他不可能就只带着军队走。一方面，他不带上百姓就等于百姓们送给了满清屠杀或劫走。

另一方面，宁远当时是兵民结合的要塞，尤其是在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下，很多百姓其实也是军属。吴三桂要是敢做出抛弃军属的事，他估计没到山海关就变成光杆司令了。

但带着百姓们一起走，还十二万人，吴三桂想快也快不起来，一天一百里那种速度想都不要想，能走五十里都不错了。

而且这还要考虑距北京有近九百里远的吴三桂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命令。

反正官署在遵化的王永吉一点儿没耽搁是三月初九才赶到宁远的。

再考虑到一点准备没有的吴三桂突然间要把全部兵民都撤出来也是需要准备时间的！不可能说走就走。吴三桂的出发时间再拖上一两天甚至两三天都不为过。

而且，吴三桂怎么可能想得到连清兵都无可奈何的北京会抵挡不了一伙儿他从未看上过眼的农民军几天时间。按正常逻辑，几个月可能有点悬，但最少十天半个月也应该没问题吧！

因而，吴三桂在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确实也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崇祯这个命令本身问题就很大，最主要是很迟。

而更离谱的是，只带了八千兵的唐通倒是很听话也很快，但崇祯很不大方的只赐给唐总兵个人白银四十两、手下兵丁每人五钱然后让他去守居庸关。

没错，是只有四十两。

不过考虑到崇祯刚给唐通封伯以及事态紧急，也算能过得去。

但崇祯却不放心的又多此一举给唐通派了个监军太监杜之秩。

结果就是这个杜之秩，在唐通领兵出关迎击李自成时，他在后面开关投降了，导致还算敢战的唐通腹背受敌不得不降。

居庸关一破，又没有其他援军可以赶到，北京还已经被鼠疫搞成了死城，北京也就如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那样于三月十九日也是1644年4月25日迅速被攻破。

就是这个时候，崇祯其实也还是想跑的，并没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打算直接殉节。只是折腾了几次都没成功而已，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自尽。

崇祯的死，可以说完全是他自己作死的。

当然后来有很多人说这与左良玉有莫大干系，是拥有明朝当时最大军事力量的左良玉见死不救，并杜撰出了无数有鼻子有眼的故事。

但这个事，还真不怪左良玉。

首先崇祯一直想南迁，他不可能有计划调左良玉北上。

就是崇祯在三月初六点名让人带兵入援时，也没提左良玉。崇祯再不善军事，也知道远在湖广的左良玉不可能来得及。

而且不止左良玉，崇祯也没给他在凤阳的嫡系黄得功下令，因为知道也来不及。

同样原因，李平虽然是军事新星，更不可能接到命令。

并且当时，崇祯也没有完全昏头。他在三月初四给左良玉封伯时没有再提李平，就已经考虑到了左良玉和李平之间的微妙关系。

至于有人会说左良玉为什么不主动提前带兵绕过李自成控制区北上入京？

无论哪朝哪代，大将如果敢无诏带兵入京，那是什么性质？不开玩笑吗！

而且北方的战局，身在南方的左良玉也不可能及时掌握。

再者，北京一开始都没急，他急什么？

甚至“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直到崇祯身死，南方都还没收到。

根据文献记载，由于长期接不到北京发出的勤王通知，也搞不清北方的战局，当时江南地区官员越来越感到不安，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出兵是需要一定时间准备的。

直到四月初一，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才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

史可法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进入后世课本里的着名忠臣，他肯定不会隐瞒军情，也不会耽误事。

但到四月七日，史可法才完成准备工作并亲自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

并且又过了几天，史可法才听说了崇祯皇帝可能已经身死的消息。而且是听说和可能，没法确定。

最后又到了四月十七日，这个消息才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

南京都得不到消息，左良玉又怎么可能及时得到什么消息。

所以，崇祯就是被他自己玩死的，怨不得别人。

但崇祯死了，李自成也没强到哪里去，“追赃助饷”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坑让李自成也自掘坟墓。

人性本恶，人类也最怕生出恶念。

而李自成的军队又直到近两年才管束日严，之前可一点儿也不吃素，里面的大量**流氓们早都憋坏了。

这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有一件恶事可以干，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干，那会发生什么？

所有的邪恶都聚集于此中爆发然后愈演愈烈不是自然的吗！

任何事情都是有根源的，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后不可能莫名其妙或者简简单单的就迅速腐化并且还是不合常理的全体性一起腐化，所有的祸根其实早已埋下。

而汇聚天下权贵的北京和“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的追赃助饷标准更是如同一场饕餮盛宴让尝过了甜头的大顺军们纷纷磨刀霍霍，李自成手下头号大将刘宗敏甚至一开始就制作了五千具夹棍。

在这样的氛围下，追赃助饷也随之达到了顶点并彻底变味，然后完全失控。

结果，大顺军在这种疯狂面前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速度开始腐化堕落。

对明朝官员的“追赃”也很快就滥及无辜到“满街遍捉士大夫”，甚至出现了以貌取人：“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到最后更是发展到“民亦派纳银两，各有差等”。

仅因“追赃”而死于刑逼者的也很快就过了千。

以至才到四月一日，不是什么好鸟的李自成军师宋献策都说：“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宜停刑。”

这种情况，别说那些降官们和地主阶级了，就是老百姓对大顺军会是什么观感用猪脑袋也能想明白。

至于对北京有大恩的治鼠疫福建人被杀都不提了。

结果大批降官降兵在发现大顺政权原来如此后都后悔不已，他们迅速再度站到大顺军的对立面，并一找到机会就开始反叛。

甚至最典型，也是引发最大后果的就是吴三桂。

吴三桂的一度投降到后来反叛，完全就是追赃滥用和胡搞影响了对关键人物的争取。

而到了四月初七，李自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叫停了北京的追赃助饷，这时候他还不知道吴三桂会降而复叛（四月十三日才知）。

但和当初的崇祯一样，也为时已晚。

而且在北京之外的地区，追赃仍在继续，影响也越来越大，新生的大顺政权迅速陷入信任危机，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生着剧烈动摇。

同时，一支军队一旦开始陷入严重腐化，大家也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再加上鼠疫的影响，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开始直线下降。

后来的结果，也就广为人知了。

大顺政权的由盛转衰之快直接创造了中国古代史的记录。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种什么瓜结什么果。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