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兴建大都与八斯巴文字的诞生 (第2/2页)

此话隐隐有着威胁的意味在里面，因为藏地大部分都信奉佛教，而且萨迦派是藏地之中信徒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教派之一，他们如果离开凉州，回去组织僧侣与牧民们坚决抵抗蒙古人的话，那么藏地将成为蒙古帝国背后的定时炸弹，时刻威胁他们的后方。

可忽必烈话已经放出去了，此时收回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于是二人便僵持在这里。

眼看着场面陷入了僵局，随军出征的忽必烈之妻——察必出来打了圆场，对忽必烈说道：“八思巴的功德与学识远胜许多老僧，咱们应该将他留下。”

见察必如此说，忽必烈也就坡下驴，朝着八思巴问道：“你的祖先有何功业？”

八思巴便将唐朝时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讲给他听，为了验证他的话，忽必烈亲自翻阅典籍，确认他说的是真的，于是又与他交谈了一番，仔细了解了吐蕃的历史与藏传佛教的教义，不由得大为震撼，对八思巴钦佩有佳，并请求他为自己灌顶（佛教的一种仪式），但八思巴却说道：“受灌顶之后，上师当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一听，我只不过是想灌个顶，你却拿我当鸡蛋灌饼，想随意摆布我，那可不行！于是便表示难以接受。

但察必深知，忽必烈其实内心非常想得到吐蕃一系的支持，于是便再次出来当和事佬，劝解道：“我看不如这样，没有外人的时候，上师坐上座。但若有朝中勋贵、官员等外人在时，王爷坐上座。”

这个提议得到了忽必烈的同意，八思巴也不好过于蹬鼻子上脸，于是也点头答应，忽必烈遂拜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为忽必烈一家二十五人传授密宗灌顶。

自此之后，八思巴便一直以上师的身份追随忽必烈，为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忽必烈也投桃报李，在开平即位之后，封年仅22岁的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予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成为全国佛教的领袖。

除此之外，因为考虑到藏地与内地交通不便，道路不畅，对于中央的管理和商旅的往来通行都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再加上如果忽必烈继续南征的话，从藏地绕攻四川是一个很好的路线，但后勤补给却因为道路的问题难以供应得上，所以忽必烈下令建设通往藏地的驿站。

这种能够造福藏地的举措，八思巴自然没有意见，而且非常支持，甚至在吐蕃佛教界特意颁布了一道法旨，传令整个藏地都要全力配合建设。

于是，一条从青海到萨迦，由27个大型驿站组成的青藏连接路就此建成，极大地加强了藏地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畅通。

公元1264年，忽必烈又设置了总管天下佛教兼治吐蕃之事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之位兼管总制院事，同时下令封其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命其为藏地三区总法官，赐金印及同知左右两部衙署，并将公主莫麦卡顿赐婚给他。

在大肆封赏二人的背后，忽必烈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因为藏地虽然名义上归附了大元朝廷，但实际上很多地方还在中央的控制之外，甚至在后藏地区还有很多藏民视蒙古人为敌，更有甚者还出兵打劫来往的大元商队和使者，为了加强对于藏地的统治，忽必烈在封赏二人之后即命令他们返回藏地，完成建立吐蕃行政体制的任务。

他们二人的分工也很明确，八思巴作为萨迦派领袖，更多起到的是精神上的带头作用，而拥有白兰王职位在身的恰那多吉则是大元朝廷在藏地的代言人，负责治理百姓。

在临走之前，忽必烈再一次召见了八思巴，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因为这个任务是造字。

此时的大元内部通行的是成吉思汗时期，由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创行的畏吾儿蒙古文，虽然经过了不断的修改和添加，此时已经能拼写出大部分的文字，但依然有些文字无法用蒙古文拼写，所以在发行各类旨意和法规之时，在除蒙古草原外的各统治区内，不得不选用各地区的独有文字，比如汉字、契丹文、畏吾儿文以及波斯文等。

不过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却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来颁布法令，这件事在忽必烈的心中一直是一根刺，于是忽必烈便想让八思巴替他创行出一种全新的蒙古文字，作为大元帝国的官方文字来使用。

说造字简单，是因为此时的蒙古文字已经有了雏形，只不过是有一些音无法通过其余的文字书写出来，就像q音，就无法用汉字来书写，因为汉字属于象形文字，q这个音节所代表的意思是无法用形状来表现的，正所谓“字以万计，而不足以括天下之声，有声而无字者甚多。”

说造字难，则是因为忽必烈的要求，他要求新的蒙古文能够“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但世界上的语言何止万千？

再加上大元帝国的疆土横跨亚欧大陆，甚至连远在非洲的埃及也跟他们接壤，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字能够翻译所有的语言，即便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不断有新诞生的字加入到汉字群体之中。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八思巴还真的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蒙文——八思巴蒙文。

他以藏文字母衍化出最早的拼音字，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而行，一共有四十多个通用字母，既能用来拼写蒙语，也能用来拼写汉字，只不过在拼写这两种文字的时候，有些发音会变得不太一样。

公元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献上了这种新文字，在经过详细讲解之后，忽必烈十分满意，下令在诸路设立蒙古字学，第二年又在各学之中设立了蒙古字学教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至元八年正月（1271年），忽必烈又下诏成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命令朝中的蒙古权贵、汉人百官及各怯薛歹官员选派子弟入学，将《通鉴节要》（即《资治通鉴》要点节选）用新蒙文译写之后作为教材，教习众人。并传旨各地，以后各省、部、台所用印信及颁发的铺马札子（在驿站换乘驿马所用的凭证）并用蒙古字，各地官府所上奏折皆用新蒙文书写。

但即便如此，民间却依然难以推行新蒙文，整个元朝一代，八思巴蒙文始终被定为官方文字，但实际所用者却极为稀少，有史记载，最后一次可考的该文字书写年份为1352年。

从那之后，八思巴文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沦为了一种“死文字”，不过所幸的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一部分元代文物和八思巴文钱币上看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