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权臣的末日 (第2/2页)

虽然他滥发宝钞，导致大元国内通货膨胀极为严重；虽然他不断增税，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实实在在地为忽必烈解决了烦恼。

可以说，没有阿合马，以忽必烈这种穷兵黩武的发展方式，大元帝国早就完蛋了。

更何况，阿合马颁布的各项政策，哪一项不是得到了忽必烈的首肯才执行的？

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忽必烈很清楚，身为一国之君，他绝对不可能提出这些损害天下百姓利益的政策，可为了他完成的雄图大业，这些政策又不得不实行。

所以公道一点来讲，阿合马不过是忽必烈的替罪羊罢了。

他的死，跟正义、邪恶这一类内容根本不沾边。

如果非要往正义这个词汇上硬靠的话，那我只能借用雅典先贤色拉叙马霍斯的一句名言——强权就是公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不过正义也好，替罪羊也罢，阿合马肯定是活不过来了。

所以忽必烈就不得不再挑选一只听话的羊出来，做好随时为他替罪的准备。

在阿合马遇刺身亡一个月后，和礼霍孙受任为右丞相，统领中书省。

在他上任之后，真金急忙派人向他发出指示：“阿合马死于盗之手。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阻挠，我当力持之。”

表面上来看，真金这是摆明了支持和礼霍孙的态度，但在这番话的背后，却在向所有人传达一个消息，那就是和礼霍孙这个中书省右丞相，是自己的人，他才是和礼霍孙背后的主子。

其实真金之所以要向其他人传递这种信号，也能理解。

毕竟之前在与阿合马的斗争中，他身为皇太子却一直没占什么上风，这也的确让他在朝中的威望有些减弱，不利于他未来登基后执掌朝政。

和礼霍孙自然也明白他这番话的潜在含义，虽然心里对他这种类似于夺权的行为也不是很舒服，但出于对忽必烈的忠诚，他还是回信一封，向真金表达了感谢，同时在处理各项政务时也会派人向真金禀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也正是出于他的这种态度，在和礼霍孙担任丞相的这两年半时间里，真金与他一直相安无事，甚至在一些政务的处置上还颇为桴鼓相应。

如今的真金已经四十多岁了，早就到了不惑之年。

在尝试过掌控权力的感觉之后，他也深深迷恋上了这种感觉。

可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天下必须恢复“儒治”才能兴旺，所以在成功收编和礼霍孙后，他便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推行“汉法”之上，力求早日达成圣人所言的“大同世界”。

在他的授意下，和礼霍孙在执政的两年半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便是对阿合马的党羽展开清算。

作为多次给自己下过绊子的政敌，真金自然不会因为阿合马的死而放弃搞垮他的想法，反而会趁机落井下石。

所以，在阿合马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忽辛、抹速忽、阿散、忻都尽皆被杀；他的铁杆亲信——中书左丞耿仁同样被处死；右丞张惠，以“附和沉浮”的罪名被革职查办。

除了他们以外，另有各级官员714人都被指认为阿合马党人，真金特意下令设置了一个黑簿，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上面，进行仔细甄别。

其中，有133人被确认为阿合马余孽，被革职查办，其余无明确证据者则躲过一劫。

不仅如此，由于御史台的一众御史们未能及时举报阿合马的罪状，真金认为他们都是徇私舞弊之徒，根本没能起到监察的作用，于是将整个御史台的官员从上到下全部罢黜，唯独侍御史杜思敬因受到忽必烈的额外开恩而躲过一劫。

按理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也该见好就收了，毕竟阿合马势大之时，依附于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按照这么个清洗法，恐怕朝中除了那些太子党的官员，也剩不下几个人了。

真金也是这个意思，虽然他非常恨阿合马，但事已至此，他也准备收手。

可就在这时，身为集贤学士的崔彧又跳了出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官员。

本着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捶的想法，他觉得不能放过这个彻底摧毁阿合马集团的机会，于是主动上疏道：“凡阿合马所用之人，即便是守城门的奴隶，也一个都不能留。”

这句话属实没太长脑子，天下官员任免皆由吏部上报给中书省审批后再下诏施行，可以说在阿合马当国的那些年，全国的大部分官员在名义上都是阿合马任命的，这些人中不仅有京官，还有无数的地方知县、知府等官员，要是把他们都罢免了，谁来替皇帝治理四方？

所以，这个荒谬的提议在刚刚提出之后便被忽必烈否决了。

不过崔彧此人也因此受到了真金的赏识，认为他是个非常听话的好下属，便让其负责钩考枢密文牍，后来又升为刑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

由于被阿合马一案所牵连的人实在是太多，各级官员都有大量的缺口涌现，所以在进行第一件工作的同时，和礼霍孙便积极展开了第二件工作。

这第二件事就是启用旧臣。

为了更好地推行汉法，真金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金莲川幕府时期的那一批老臣。

于是，以耶律铸、张文谦、商挺、董文用等一批尚还存世的藩府旧臣都被真金从各地重新征召回朝，并委以重任。

不仅如此，一大批跟随着真金与阿合马对抗的太子党人也随着真金的崛起而鸡犬升天，如何玮、郭佑、徐琰、杨恭懿等人，也皆被委以参政等职。

在做完这两件事之后，真金与和礼霍孙二人又开始推行第三件事。

如果说前两件事只是为了帮助真金更好的树立威望，掌控朝政的话，那么这件事，则是推行汉法最重要的一步。

这件事就是整改吏治。

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和礼霍孙向忽必烈上奏道：“阿合马专政时期，衙门过于繁冗，所需俸禄饷银颇大，实属有些浪费，应当依照刘秉忠、许衡所制定的政策，将各级官府合并为行省，比较便于管理”。

忽必烈闻言认为有道理，于是便下令裁撤掉阿合马所设的204所官衙中的171所，并淘汰掉这些机构中所不需要的官员。

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84％。

在这之后，和礼霍孙又下令禁止各路长官任命私人担任所属境内的各级官员；整顿盐法、钞法；校对检验京畿等地的隐漏土地，实行按实际田产征税。

同时，他还将江南地区已经入了匠籍的十九万余百姓划拨为民，并规定民间借贷算利息之时，不得超过三分利，以防止各地的富户豪绅们借此搜刮民脂民膏。

可以说，若是这三件事都按部就班的推行下去（当然主要是后两件），整个大元帝国即便达不到国泰民安的标准，也能缓解一下如今这种入不敷出的状态。

真金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