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一个父亲的爱 (第2/2页)

可俩人这一配合工作，就出事了。

桑哥这个人，属于典型的嘴炮选手，让他动动嘴，忽悠一下忽必烈这种老年人还行，但论起干实事，尤其是对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务的处理，他拍马也赶不上安童这种经验丰富的政客。

正因如此，在双方配合工作的过程中，安童敏锐地察觉到了桑哥身上的缺点。

这样的人如果上位了，天下的百姓恐怕就又要遭殃了。

出于一个政治家的职业素养，在二人的合作结束之后，安童便主动上书，陈明了这次配合之中他所感受到的问题，而且还主动给忽必烈提了个醒，让他在任用桑哥的事情上谨慎一些。

但忽必烈对安童本就不满，再加上二人合作刚刚结束安童就上奏折批评桑哥，所以他下意识地便认为安童是在诋毁桑哥，由此反而对安童的印象更差。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二月，忽必烈决定复立尚书省，用以应对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以桑哥、铁木儿为尚书平章政事，阿鲁浑撒里为尚书右丞，叶李为尚书左丞，马绍、忻都为尚书参知政事，改中书六部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开始实行两省并存的制度。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中书省其实已经形同虚设，真正的权力都归尚书省所有。

而在这个新一代的国家中枢中，色目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中桑哥是吐蕃人（也有说其是畏吾儿人），阿鲁浑撒里也是畏吾儿人，忻都和铁木儿是蒙古人，马绍是汉人，叶李是南人。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最为核心的几个人里，阿鲁浑撒里这个色目人却并不是桑哥的亲信，反而在很多政令的推行上都跟他对着干。

真正和桑哥穿一条裤子的，是蒙古人忻都。

忻都，前文中我们都了解过，武将出身，有勇无谋，在征讨日本失败之后就不太被忽必烈所看重，于是便以重金贿赂了桑哥，希望能够焕发事业的第二春。

恰好，为了平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在朝廷中的比例，新成立的尚书省缺少一个有威望的蒙古人来充数，于是桑哥便推荐了他。

对于他，我们就不多赘述了，毕竟只是一个充数的，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在举手表决的时候能多投桑哥一票。

除了他之外，叶李因为在忽必烈询问他桑哥是否有能力执掌一国中枢的时候表示了肯定，所以也被桑哥视为恩人，在成立尚书省时特意也将他提拔了上来，目的就是为了拉拢他，并将他发展成自己的嫡系。

但令桑哥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进入了尚书省后，叶李却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其实不是叶李忘恩负义，也不是他自命清高，不愿与桑哥同流合污。

真正的愿意是因为他是安童推荐上来的人，安童才算是他的恩人。

而桑哥与安童水火不容，他自然不愿意背弃安童而投入桑哥的麾下。

原来，在真金死后，朝堂之内的汉人势力失去了最大的倚仗，再也无力与色目人势力相抗衡，只能被迫结成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团伙抱团取暖，再加上此刻桑哥极其受忽必烈重视，大有掌控整个朝堂的态势。

为了平衡这种极度不均衡的政治局面，再加上江南地区不断爆发百姓起义，同时也牵制一下这些北方汉官集团，安童便决定启动南人入朝为官。

在他的举荐下，以叶李、赵孟頫为首的一批江南名士和大儒都被征召至大都，并纷纷被委以官职，其中叶李尤受赏识，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商议中书省事。

不过这些对于桑哥来说，根本不重要。

哪怕我在朝中一个朋友都没有又能如何？

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我的背后是忽必烈！

但安童偏偏不信邪，当时朝中一直有传言说忽必烈意欲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于是安童便上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

但他的这一举动在忽必烈看来，只不过是背后恶意中伤罢了，所以不仅没有听从他的劝谏，反而派内侍前往中书省府衙，当着一众中书省官员的面狠狠斥责了他一顿。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一月，在复设尚书省仅仅九个月后，忽必烈便再次下旨，将桑哥升任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功德使司也是掌管佛教事务的机构，与总制院互补）。

次年，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依然由桑哥统领。

在三番五次被安童上书弹劾之后，桑哥也看清了自己无法跟他和平相处的事实，于是也决定发起反击。

为了将安童彻底击倒，他经过冥思苦想，最终构陷出了三条大罪。

第一条罪名是不尊重皇室。

在乃颜之乱被平定后，忽必烈命安童主审随同叛乱的诸王，安童一一为他们平反，所以这些人心存感激，在退朝之后纷纷向他表示感谢，甚至有一些人还给他牵马坠镫，但安童为了避嫌，对这些人的示好不理不睬，于是桑哥便向忽必烈进言道：“宗室虽然有罪，但他们都是太祖的子孙，陛下的亲戚，丞相虽然地位尊贵，但却为人臣，凭什么如此悖慢？”

第二条罪名是知情不报。

在安童追随那木罕镇戍北疆之时，那木罕曾经僭祭岳渎（即按照非皇子的标准祭祀五岳四渎），安童明知道这个情况却知情不报，算是刻意隐瞒。（后来查明安童确实是不知道）

第三条罪名是接受伪职。

在被海都扣押的这些年，安童曾在海都的帐下为官，并且多次受到海都的赞赏。

相比于前两条罪责，这第三条才是最让忽必烈生气的。

毕竟，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对于安童在被俘之后还能在敌方做官这件事，忽必烈就像戴了一顶绿帽子般难受。

幸好此时，身为中书左丞的老臣石天麟挺身而出，为安童辩解道：“海都也是宗室藩王，安童不拒绝他的官职，也是为了让他不再生疑心，希望能够在他的身边引导他归顺朝廷。”

这番话让忽必烈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但却仍然没有消气，也由此对于安童的态度更加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