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黑暗中的繁星 (第2/2页)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能写出这样东西的人，能够做出刚才的这种行为也就丝毫不稀奇了，毕竟他的眼中不止有官运亨通，还有黎民苍生；他的胸中不止有腹黑谋略，还有天下百姓。

其实张养浩进入政坛的时间并不断，早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他便因才华横溢而被时任山东按察使焦遂所赏识，推荐他做了东平学正（从九品）。

四年之后，年仅23岁的张养浩离开了东平，遵从父亲的意愿前往大都求职，正所谓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不忽木在看过他的文章后大为欣赏，力荐他做了礼部令史（从九品），后来又推荐其进入了御史台。

大德九年（1305年），张养浩被任命为堂邑县尹（从七品），在任上执政为民，获得了百姓们的称颂，并在两年后权理博平县事（相当于代理博平县令，从六品）。

海山登基后，由于封了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当太子，所以必须要给他配备一些执政班底，可鉴于海山允许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各个岗位都安插一些自己人，使得东宫所需要的属官数量极度庞大，所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开始在全国各地搜索人才，声名在外张养浩自然也落入了他的眼中，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下旨将张养浩召为太子文学（正六品），可还未等其就职便被改任为监察御史（正八品），但由于此职位级别太低，又给了他一个翰林待制的官位（正五品）。

说到这里，我多讲几句。

翰林，则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翰林学士，供职的地方叫做翰林学士院，承担的是替皇帝起草诏书的职责，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属于皇帝亲信，也算是朝廷重臣。

而除了翰林学士之外的其他翰林则被统称为翰林供奉，他们供职的地方叫做翰林院，岗位职责和翰林学士大同小异，不过相比于翰林学士，他们的重要程度更低，算是翰林学士的备选库，一旦有翰林学士离开了朝堂，皇帝就会从这些翰林中选调自己比较得意的人填补空缺。

可以这么说，朝中大员基本尽皆出自于翰林院，而天下的莘莘学子们能够由翰林入朝为官，也是他们的终极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如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宋代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代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出身于翰林。

看到这里可能好多人会奇怪，照你这么一说，爱育黎拔力八达这不还算是挺看重张养浩的么，能给他整到翰林院去，这不妥妥的平步青云嘛。

不不不！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张养浩的这个翰林不是真正的翰林，他是翰林待制。

翰林的意思我刚才解释了，待制又是啥意思？

从字面上来理解，待制就是等待诏命的意思。

翰林待制，就是等待正式诏命的翰林，顶天算个预备役翰林，距离真正的翰林还差一步，而偏偏就是这一小步却犹如天堑一般，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迈不过去。

而且别忘了，翰林之所以牛逼，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科举制度。

翰林院，那都是读书人聚集的地方，而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才有被皇帝“点翰林”的机会，可现在是什么朝代？

大元朝！

科举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呢！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别说他一个翰林待制了，哪怕是翰林学士又有个屁用，都是虚名罢了。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张养浩这个翰林待制，只算一个名誉头衔，只有五品官的品级，但却没有五品官的权力，他真正能发挥能力的岗位，还是那个小小的八品监察御史。

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张养浩却并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像其余的同僚那般尸位素餐，反而将天下的百姓都系于心上，多次为他们发出声音。

早在堂邑县担任县尹的时候，张养浩就曾做过一篇叫做《牧民忠告》的述职报告，其中记载了从受命上任到离职休养共十个方面、七十四项做人做事和做官的方法。

（这里的牧民不是游牧民族的那个牧民，而是治理人民的意思，《牧民忠告》后来也成为了为官之道的范文，无数有志于仕途的学子们都从这篇文章中汲取精神养料）

而在成为了监察御史之后，张养浩也在积极地进言献策，可他提出的问题却往往和皇帝背道而驰，比如海山想复设尚书省，张养浩却上奏折反对，说中书、尚书两省并行根本不可取，尚书省没有复设的必要；在尚书省重立之后，张养浩上书说尚书省这帮人都在瞎搞，是变法乱政；海山去大都南郊祭祀，结果到了祭祀的吉时感觉身体不舒服先行回宫，让脱虎脱等人替他祭天，结果当天刮起大风，气温骤降，冻死了许多人，张养浩又上书说：“这是找了错误的人来替代祭祀，所以上天变化气候来警示皇帝。”

不仅如此，他还又写了一篇叫做《风宪忠告》的文章，后来也和《牧民忠告》一样成为了天下学子们的吏学指南。

可由于他的言论极其锐利，导致他的直接上司——御史大夫也不敢将他的奏折递交上去，不过这也变相地保护了他，没有让这个一心为民的好官过早地夭折在政治斗争中。

可作为这个黑暗时代中少有的繁星，他早晚是会绽放光芒的。

而这一次，就是张养浩绽放光芒的起点。

在以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核心“缺德团体”发出了《改钞法》和增税这两条荼毒万民的政策后，张养浩又一次站了出来，义愤填膺地写下了一封厚厚的奏折，而且为了防止再次被上司将奏折拦截下来，他将这封奏折以时政书的方式递交了上去。

这一封时政书，就是元武宗时期赫赫有名的《上万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