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水车浜的细线税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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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水车浜的细线税
既然朝廷对苏州府实施重税,为啥苏州还很少出现赤贫的家庭呢?原因在于苏州农村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苏州府有耕地亩,其中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水稻、麦子,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棉花,三分之一用于种植桑树,吴江地区还有种植甘蔗的,嘉定县夏作还不种水稻,种植的全部是棉花。另外,苏州府家家搞副业,妇女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刺绣、纺纱、缫丝。
苏州人口有235万人,人均占有耕地为3.96亩,每户平均以5口人计,每户占有耕地近20亩。大明朝还规定,无论农户家有多少人口,每户可拥有2亩自留地,用于种植蔬菜,这个自留地是不计入耕地的。
像刘云龙家里只有5亩地,田是上等田,年亩产量可到3.8石稻谷,全年可收获19石谷。他父亲让刘云龙去学木匠,刘云龙满师后,一边可在家务农,一边做木匠活,做木匠一年也有近5-7两银子的收入。母亲在家纺纱,1天以纺1斤棉线计,年收入也有3.5两银子。还有刺绣,千万别小看苏州的刺绣,刺绣绣面本就是丝绸,一幅刺绣一般10-15天可以完成,普通刺绣每幅收入为0.2两,如绣销往倭国、朝鲜的刺绣,每幅刺绣收入可达0.25-0.3两,这样一个绣女的年收入也有10两银子。还有些妇女在家织布、缫丝,也能补贴家用。
一个5口之家如有20亩地,这家农户拿出8亩地种粮,肥多人勤、精耕细作的话可收获粮食30石,足够食用。余下的12亩地用来种棉花、种麻、种桑树、种甘蔗。如12亩地全部种棉花,亩产3担棉,按目前每担棉花4.5两收购价,毛收入达162两。如12亩地全部种植麻的话,亩产3.5担,按目前每担麻4两的收购价,毛收入为168两。如12亩地全部种植桑树,每亩桑树所产桑叶可产蚕18斤,经缫丝可得16斤生丝,每斤生丝的收购价为0.8两,毛收入为192两。如12亩地全部用于种植甘蔗,亩产为60担,按每斤甘蔗4文的价格,毛收入为144两。去掉种植成本及田赋、贡品、正役、杂役等的折银,余下的收入为净收入,不仅足够家用,还有不小的盈余。因此,苏州极少出现赤贫家庭,这还是朝廷的重赋催生了苏州的经济作物种植。
苏州府种植经济作物最多的是嘉定,整个嘉定县竟然不产米,冬季除种植麦子外,夏季所有耕地都用来种植棉花,百姓所需口粮全部由米商从外地运来。
至于织业,本就是暴利行业。据冯梦龙《醒世恒言》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说,嘉靖年间一台织机价格为6两银子,施润泽途中捡到6两银子后,就买了一台织机,一年后又添了一台织机,可见当年尽管一台织机需缴纳30%的税,但净利润远在6两银子以上。到了崇祯十三年,织机价格为每台12两银子,一个普通女工可日织0.14匹,一年通常可织50匹绸缎(熟练女工可织60匹),按每匹丝绸价格5两计,毛收入可达250两,税后还有175两,去掉成本,净利润当在60两左右(生丝的价格本来就高,因此生丝成本占绝大部分)。如果是织布,由于棉纱比丝线粗,一个普通女工可日织1匹,一年通常可织360匹(熟练女工可织500匹棉纱),按每匹精布价格0.5两计,毛收入也有180两,税后还有126两,去掉成本,净利润也有40两左右。
但朝廷对苏州府织业收取的30%税率实在太高,南京、杭州织造业的税赋是按“三十取其一”的税率,只有苏州府税率的十分之一。按理,苏州织业的税率这么高,棉布、丝绸的成本就高,市场竞争力肯定不如南京、杭州,但苏州人会动脑筋,如丝绸方面专攻缂丝,苏州缂丝技术其它地方无人可比,造成了南京以云锦为主、苏州以缂丝为主,杭州为织绢为主的三分天下。棉布方面,苏州人专攻染色,染色看似工序简单,实际也是最难的工序,不仅要根据所染颜色选用合适的材料,染色时还要控制温度,染色好的不宜脱色,染色不好的,衣服洗了2-3次后就脱色了。染色中关键靠配方,苏州各染房的掌柜对染色的配方是绝对保密,不外传的。专攻缂丝和染色是苏州纺织业提高竞争力的技术手段。
在苏州有很多来自京城高官、藩王、大太监的族人,他们在苏州开办了大量织坊及牙行(如仓储、中介、典当),他们不仅不承担各类徭役、杂役,还偷逃工商税,苏州知府也不敢向他们收税。为逃避巨额税赋,有好多民间织坊就依附于他们,来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
还有一种逃税的方法,既然朝廷是按织机数量来收税的,很多纱坊、染坊就与织坊联合。纱坊、染坊稍微给织坊一些好处,就可免了税银2分(2%)的工商税,不过前提是你得把收税官给摆平了。
即使织业是暴利行业,但被朝廷收取了30%的税赋后,苏州人打心眼里就不服,同为朝廷辖地,同为朝廷臣民,为啥苏州府织业的税率要那么高?
万历年间太监孙隆到苏州收取织业税,被以葛成为首的纺织业工人打死,史称“暴力抗税事件”。事件发生后,苏州府竟然暗中将在狱中的葛成改了名,以逃避死罪,出狱后葛成还被当做英雄,这是苏州地方上少见的“官民一致”了。此后,苏州府但凡在收取织业税时,税官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织坊掌柜,有时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能收到多少就收多少,绝少强制足额收取。
即使苏州府境内遵纪守法的掌柜很多,但十几年来苏州府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赋税任务,本任苏州知府陈洪谧已连续三年被朝廷“稽赋削籍”,限期完成,但年年完不成,去年拖欠朝廷赋税6525石米(折银1.39万两)。
既然苏州府十几年都没法完成朝廷下达的税赋任务,知府常被“稽赋削籍”,却又为什么不真的把知府罢免了呢?这与朝廷派到苏州皇室监制、采购物品的太监有关,除苏州织造局为皇室人员制作丝绸服装、手绢、枕巾、头巾等外,太监还会要求织造局外的苏州织坊为皇室制作服装、丝绸,他们给织坊的价格按成本价已算是好的,往往是低于成本价,导致织坊亏本。去年从苏州送往京城的织造物品为12万匹,其中8万匹为苏州民间织坊所织。8万匹丝绸中,平均每匹亏0.3两的话,苏州的织坊就要亏本2.4万两。这2.4万两银子就直接流入了太监的腰包,因此来苏州织造局监制、采购的提督太监是肥差,京城的太监都想法贿赂内宫大太监,争取能谋到赴苏州监造之职。
这些事情,皇帝心里一清二楚,但没办法,样子还是要做的,不然其他地方都学苏州府年年拖欠税赋的话,那皇室还怎么能够运作下去呢?于是就对苏州知府给予“稽赋削籍”的处分。苏州巡抚也清清楚楚,每年回京城议事(相当于回京城述职)的时候大多是为苏州府说好话的,不然苏州知府干不了二年就得滚蛋。苏州知府更是明明白白,税官向民间织坊收取税赋时,只求太太平平,千万别惹出万历年间的“暴力抗税”之类的事件。
客观地讲,朱元璋出身农民,非常清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因此做了皇帝后,收取的田赋还是比较低的,也只仅仅对苏州府、松江府的田赋和织机实施重税,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后世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及时调整工商税的税率。除苏州府、松江府外,工商税率大部分是“三十取其一”。这个税率即使放在后世,也是明显偏低。
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澳门、吕宋、台湾后,大明与欧洲的贸易激增,有几亿两的白银流入中国,如朝廷收取关税的话,也有几千万两的关税收入,可是朝廷也不收取关税,这反而便宜了郑志龙,郑志龙在海上收取税银,成了大明巨富。
“东林党”是竭力反对收取工商税、关税的,在这方面,“东林党”人对明朝的败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居正推出“一条鞭法”改革时,正好海瑞任应天巡抚。海瑞在江南地区力推“一条鞭法”,因此江南地区是执行“一条鞭法”最彻底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施后,以前由粮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现在由村长代表官府收取田赋后,再交给里正。
村长刘大贵挨家挨户地走着,告知村民该缴纳多少田赋。
刘大贵走到刘万禄家,说你家有5亩地,应缴纳1.71石米,如不缴纳米的话,可以折银,按每石米2.14两折算,应缴纳折银2.4两;交给朝廷的“三饷”3钱3分7厘(即0.337两);上贡物品的折银,人均0.051两银子,你家有5口人,上贡物品折银2钱5分5厘(即0.255两);正役折银,人均0.06两,5口人须缴纳3钱(即0.3两)两;杂役折银,人均0.021两,5口人须缴纳1钱5厘(即0.105两),以上合计3两4钱(即3.4两)。
刘云龙一听,自家的田赋达1.71石,平均税率为0.342石\/亩,比苏州府的平均税率0.28石\/亩高了0.062石\/亩,于是问道:“怎么田赋又涨了?”
刘大贵说道:“哎,我也没法子,这都是横塘里正摊牌下来的。”
“肯定又有人家没纳税。”
“即使你知道那些人家没纳税,你又能奈何?算了,还是乖乖地交税吧。”
刘云龙听后,心想这些事也不是一年二年得了,于是就没再纠缠。他问刘大贵:“我们村里纺的纱,不用缴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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