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让我无法释怀的朱令案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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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至1995年,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被人投入重金属铊盐而中毒。后因误诊,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终生残疾。朱令不仅失去了锦绣青春和远大前程,也不再拥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她从未被社会遗忘。每隔一段时间,其案情就会被重新提起。人们欣赏她的才华与美丽,痛心她的遭遇,更希望找出凶手,揭露真相。
然而,此案令公众不解的是,无论警方、校方还是医方,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着一切细节、证据与责任。他们既不愿面对公众,也不愿面对朱令的家人。这使本来就不多的证据、证言、背景信息在各种渠道的各种方式传播中,越来越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污染。朱令案由此就像一个黑匣子,被层出不穷的说法所裹挟,依旧扑朔迷离。
某种意义上,朱令案更像是中国社会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不断极端化繁衍的一个缩影,对其讨论与追问都失去了本应有的公共原则。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案子破不了,必定有权力干预和见不得人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社会越开放,核心信息却越封闭;利益越多元,推论也越独断;很多人都坚持怀疑,却不肯怀疑自己的怀疑。罪犯仿佛触手可及,真相却依旧遥远。
面对这起至今疑点错综复杂的疑案,我们的职责是,经过努力,去尽量接触与辨识能辨识到的事实。在核心信息源一律封闭的前提下,我们当然不可能寻找到真相,但我们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信息链,以这些信息链丰富这个事件的记录。在我们自己寻找的信息链基础上,我们想讨论的是这桩疑案的公共责任问题——因为我们很少讨论自己对于公民社会所应有的责任。
在我们看来,这责任应该由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首先是质疑的权利,质疑是社会监督的基础,没有社会监督,公器就难有它应有的公信力。但质疑并非冷酷的定罪,质疑更不能发展为私刑。“疑罪从无”的原则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无论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逻辑来定罪进步。
现实中的无能为力,放大到网络上,自然会产生“可能性逻辑”下的论战与激愤。只是,可能性有千万种,而确定性只有一种。如果按照可能性逻辑来定罪,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排除合理怀疑”才会成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确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形成闭合的证据链。
蛛丝马迹:朱令案何以为悬案?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0期封面故事《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问》)
起点:立案时间
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在铊中毒专家陈震阳教授的记忆中是“1995年4月29日”,他在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完成了这个检测。虽然时隔多年,陈震阳对于日期还是很笃定。铊检测并不是常规项目,陈震阳也是因为早年间有一个关于铊的研究项目,才购置了专门的设备。他说:“我们的课题从1983年做到1988年,做完就收摊了,课题组也散了,设备也封存了,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么会找到我,不过那些东西都还在,找出来就能用。”
警方正式介入,根据北京市警方的公开声明,是“1995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处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处,后来改名为文保处大学一处,职能范围没有变,依旧是处理高校案件。陈震阳第一次见到14处的办案警察李树森是1995年5月,“过了‘五一’之后,具体记不清了。”他回忆说,李树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一开始就问他“跟朱令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做这个检测”。问话的语气起初有些不客气,陈震阳说他还有些不太高兴,不过谈话进入关于铊的正题之后就好了。“他的态度很谦虚,对我说话也很尊重。”这是发生在中国高校里的第一起铊投毒案,也是有据可查的中国范围内的第一起铊投毒案。作为14处的警察,李树森和他的同事们办案必须从零开始。虽然本刊记者在2013年5月8日打通了李树森的电话,但他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采访,不肯透露那年的任何细节。他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民警,这个事情不能由我来发表意见。
”陈震阳第二次见到李树森是两年后,1997年5月。这次也是李树森主动来找他,不过不再是请教铊的知识,而是希望他能“帮忙做一次检测,确认北大的一名学生是不是铊中毒”。陈震阳这才知道,继清华之后,北京大学也发生了一起铊投毒案。1997年5月18日下午,陈震阳到301医院参加了对北大学生小陆的会诊,当天17点30分,他对小陆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确诊是铊中毒。这桩投毒案中有两名受害者,另一名受害者小江在中日友好医院救治,陈震阳没有参加他的诊治,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在5月19日检测过他的样本,同样是铊中毒。陈震阳对北大案件的参与也到此为止,办案警官李树森并没有给他透露更多案情。陈震阳能够确定的,是这起投毒案警方介入很早。5月17日小陆和小江分别到301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就诊,其中,投毒者王晓龙陪同受害者小江就诊时,对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承认了是自己投毒,医院的保卫处当即扣住了他,然后通知北大保卫处,北大方面把人领了回去,向警方报案。5月18日,14处的警察从北大带走了王晓龙。
至于高校中的第三起铊投毒案,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陈震阳并不清楚。他本来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刚好朱令的检测找上门来,单位就让他把后续研究做完,延长了几个月才正式退休。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时候,李树森再来找他求助,陈震阳觉得完全是因为朱令案的关系,虽然他退休了,还是被当成“铊方面的专家”。但是2007年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矿业大学的徐州校区,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树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处,而是徐州市公安局。本刊记者寻访到了徐州警方的办案人员,他们与李树森的态度完全不同,对案件情况尽可能做了详细回忆,唯一的要求只是匿名。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2007年6月1日,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的3名学生出现不适症状就诊,其中一名学生被家长接回石家庄诊治,6月10日在北京确诊为铊中毒,当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报警,介入调查。
从三起案件的反应速度比较,北大的案件最迅速也最特殊,因为投毒者自首了。其次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受害者在出现异常第10天得到确诊,当天晚上就报了案。最令人扼腕的只有清华的朱令案,“1995年5月5日”这个报案时间,距离朱令确诊铊中毒时隔一周;距离朱令1995年3月3日身体突然不适、3月9日到协和就诊,时隔两个月;距离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现相应症状到同仁医院就诊,时隔近5个月
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母亲在为其梳理头发,父亲在准备早餐
陈震阳记得很清楚,李树森第一次来找他的时候,“问了很多问题”。“他想了解铊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中毒的途径有哪些?要提取什么样的物证来化验?是饭碗、水杯还是别的?时间过了这么久,还能不能从物证上检测出来?”借助这些问题,可以尝试着来反推当年警察的办案思路:既然确诊是铊中毒,那么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才能确定是自杀、意外还投毒;要找出中毒方式,就必须了解铊的特性,铊是什么?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人体?不同的途径如何通过物证来验证?
铊是什么很容易回答,这是一种1861年发现的金属元素,符号是tI,英文名是thallium。常以化合物的形态出现,属于高毒类物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用于电子、军工、航天、化工、冶金、通讯、医学等领域,在工业上主要用于制造光电管、合金、低温温度计、颜料、染料、焰火等等。铊也广泛存在于铁、铝、铜、锌等矿石中,会在开采与冶炼过程中释放出来。
铊中毒的途径要复杂许多,陈震阳记得,他当时很详细给李树森做了介绍,铊中毒一般有三种可能:“第一是通过呼吸系统,在高温或者密闭环境下吸入中毒;第二是通过体表接触,被皮肤吸收中毒;第三是通过消化系统,直接摄入中毒。”可是朱令具体是怎么中毒的,陈震阳并不能通过标本检测给李树森唯一笃定的答案,他只能用排除法形成一个推论,首先排除吸入中毒,“因为朱令不具备这样的中毒环境”;然后排除体表接触,“很早以前西方曾经把铊用在脱毛剂里,发现副作用之后迅速停止,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这样的产品”。陈震阳记得李树森提出了一个假设,“他问我,如果雪花膏里含有铊,会不会通过涂抹导致中毒?”陈震阳给的答案是“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朱令的样本检测里,铊含量的浓度太高了,铊是可以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每天排出一部分的,朱令已经中毒那么久,还经过了几次换血,体内的铊浓度还那么高,不太可能是体表摄入”。因此,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条中毒路径,就是通过消化道直接摄入,“是吃进去的”。
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李树森再次找到陈震阳的时候,没有再问过这些抽丝剥茧的问题,投毒者王晓龙自首,清晰详细交代了整个投毒过程。王晓龙的一审辩护律师马朗宁差不多都快忘了这个案子,他根据相关材料,才慢慢回想起来,告诉本刊记者:“庭审的时候,王晓龙对投毒过程的供述很详细。”按照王晓龙的庭审供述,他对小江和小陆两名同班同学的投毒过程并不一样,他的报复目标是小江,动机是复杂的同学感情,针对他一共投毒三次,分别是1997年4月30日早上、5月10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亚铊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里。在4月30日第一次投毒的时候,王晓龙为了观察铊盐的毒性,在自己的宿舍里找了一名实验对象小陆,因为小陆有每天冲奶粉的习惯,他的奶粉刚好也放在桌上,王晓龙就把更大剂量的硫酸亚铊粉末放到了这袋大约只剩1\/4的奶粉里。经过警方的封存取证,在小江的水杯,检测到了铊的存在。
北大的案子毕竟是例外,到了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警方的调查其实面临着和朱令案一样的迷雾。参与办案的警察告诉本刊记者:“从石家庄得到铊中毒的消息之后,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只是需要寻找到毒源来确认案件的性质。现在还能在我的笔记本上找到当时确定的思路:寻找毒源,了解铊的性质,抢救药是普鲁士蓝,找化学专家、农业专家等,物证检验。”50名侦查人员兵分三路,一组赴北京、石家庄了解中毒者病情,并让他们回忆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谁;一组现场勘查,提取宿舍一切物品;一组把提取物连夜送到南京检测机构送检。“这个案子是在学校发生,比较敏感,我们接到消息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6月10日晚上了,那一夜我们都没有睡。当天晚上马上封存了学校食堂,把当天的饭菜、调料、碗筷、桌椅等300多样物品做了样本提取,连夜送到南京做检查,检测出结果随时通知指挥部。”
“这些样本中并没有检查出有毒物质,我们很快把重点转移到宿舍,对宿舍同一楼层的其他同学提取了指甲、手的擦拭物等的样本,对于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学,要求学校安排其他宿舍,保护受害人宿舍的原状。”“你不知道毒源在什么地方,房间里面的东西非常多,水壶、饭盒、茶杯、衣服、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样本提取,对所有物品做照相、固定、封存、取样,这个阶段宿舍的东西是别人不能动的,要做备检,因为样本取走一批,如果不够,还要再继续提取。”“当时和宿舍的同学谈话配合我们检查,让他们把抽屉柜子打开就不允许他们再继续动了,可以站在旁边看,但是不能拿走。”“我们是分片分段地提取,墙面上、地板上的附着物也要做提取,因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么地方也会提供线索,是投毒还是污染等等,我们要考虑案件的性质。”“我们取证就几种方法,一个是抖,抖到物证袋里;还有一种是潮湿纱布擦拭,干的放在纸袋子里,湿的放在小器皿里,如果是作案当天取证,手上稍微有一点点我们也可以检测出来。”
“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宿舍的摆设,外面一圈儿是床,中间是书桌,杯子和碗放在上面,男同学不是太讲究,杯子、饭盒也不是太干净。”——凡事皆有利弊,这种“不讲究”反倒替这桩投毒案固定了证据——“中毒最严重的一个同学的杯子里还有剩余的水,正是在这里检测到了铊,浓度比较高。”这是一个转折点,有了这个发现,徐州警方“才可以确认中国矿业大学案件的性质,这就是一起投毒案”。
在北大的案子里,王晓龙并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他在1997年5月16日发觉小江的发病征兆,5月17日主动打车送小江去医院,在出租车上甚至主动承认是自己投毒报复,愿意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希望获得原谅。小江也原谅了他,最初只跟医生说是自己误服铊盐,医生不相信,王晓龙情急之下,才说出是自己下毒。如果王晓龙没有这样复杂的情绪,如果他只是个冷血的凶手,在小江和小陆像朱令那样出现怪病征兆的时候,以他化学高才生的资质,有足够的时间去毁灭证据。就在5月17日决定打车送小江就诊之前,王晓龙先去了一趟实验室,已经从容地藏匿了铊盐、称重的天平和碾钵。
回到1995年的朱令案,抽丝剥茧的推论并不能让李树森看到太多光亮,当他向陈震阳请教,应该到朱令的生活环境中提取什么样的物证、现在物证上还能否检测出来残留毒物的时候,陈震阳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我跟他说,铊极易溶于水,无色无味,时间过了这么久,如果是投毒,要提取物证可能已经很难了。下过毒的杯碗,用水多洗几次,就干干净净了,就像你冲一杯糖水,多洗几次,就全部洗掉了。”
即便不考虑朱令被耽误的那些治疗时间,从1995年4月29日确诊,到5月5日报案,这中间已经隔了一个“五一”节,清华大学并没有像中国矿业大学那样,第一时间封存宿舍的相关物证。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朱令的家人相信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没有任何钱财丢失,除了朱令的装洗漱用品的小篮子,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窃物品清单,可是,我们无法从李树森那里得到关于此事更细致的印证。不管失窃是否存在,警方的努力,目前看来只能让他们排除朱令是自杀和误服铊盐的两种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只有投毒。从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发病,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发病,毒到底下在哪里?依旧是个谜。
追踪:毒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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