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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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1364年阴历二月回家的路上时，他对这种印象逐步加深了。可能就是在那条通往家乡的路上，刘伯温开始扭转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但他那刚直、不管不顾的性格如老虎一样拦在他面前，使他功亏一篑。

刘伯温回家时，圆月高悬，树木在月光下像是剪影，偶尔传来几声鸟叫还有猴子的嬉闹声，这在夜晚显得极为恐怖。四周一片凄惨，浓烈的雾气打湿了双脚，他就在月亮钻进云里时，突然停了下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做我自己！”

说完，不知什么原因，刘伯温又突然想起了陈友谅和他的大汉帝国。才几个月的时间，刘伯温几乎把这位英雄人物和他一手创建的大汉帝国忘却了。在那片月光如水银流淌的世界中，他试图在眼前展现陈友谅的尊容，可总是被朱元璋那张丑陋冷酷的脸挤到一边去。他努力用眼睛把陈友谅的脸拉回来，却拉回来一张哭丧着的脸。那张脸上雕刻着一张床。这张床用云南出产的楠木架构而成，楠木上镶嵌着制作精美的金片。刘伯温见过这张床，有一天，投降了朱元璋的陈友谅部下抬了一张床，放在朱元璋脚下，恳请朱元璋笑纳。

朱元璋的眼睛一亮，出贪婪的光，但那光倏然熄灭。因为在他身边有很多人。那些人眼睛放出比他还亮十倍的光，垂涎三尺。他极端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床，如此奢华，和后蜀后主孟昶用珍宝做成的夜壶有什么区别？”

孟昶是五代后期南中国后蜀的皇帝，此人在生活的奢侈上极具想象力，他曾用七彩珠宝装饰夜壶。北宋第一任帝赵匡胤灭掉他后，看到他的夜壶，大怒，拎了锤子就把上面的珠宝敲了下来，说：“这小子用七样珍宝来装饰这个东西，那么又会用什么容器来装他的食物啊？他如此奢侈，怎么会不亡国？”

朱元璋能想到孟昶，说明他对中国历史颇有了解。所以，他和赵匡胤一样，也来个毁坏作秀，命人把那张价值连城的大床销毁。

这一倡导廉洁的举动马上感动了身边的马屁精们。其中一只就跳出来指责陈友谅：“没有富有就先骄傲，没有达贵就先奢侈，因此而失败。”

朱元璋认为他说得很好，但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富有了难道就可以骄傲？达贵了就可以奢侈？有了骄傲奢侈，即使是富有达贵还能保全吗？在富有达贵的时候，才应该抑制奢侈，崇尚节俭；戒除奢侈的欲望还恐怕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更何况用尽全天下的能工巧匠，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这样很容易就导致灭亡了。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

刘伯温在一旁听着，他已经听出来了，朱元璋现在俨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了，可朱元璋离中国的皇帝还有一大段距离。谁都知道，就是在南中国，他若称中国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张士诚。

必须要和张士诚有个了断，朱元璋看向刘伯温，目光犀利、坚定。刘伯温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环，十分耀眼，据民间说，那是大仙的特征。

敌人在哪里

刘伯温50岁时出山辅佐33岁的朱元璋，流年似水。1364年时，刘伯温已54岁。在这四年时间里，他让一个并不起眼的割据政权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霸主。后人说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太过于夸张，但他能点石成金，却是事实。

当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时，他心中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年正月，他的同乡，也是他最信赖的战友李善长和徐达要求他登基称帝。他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可他虽然是个冒险家，但极有政治头脑，这个时候称帝，虽没有弊，但也没有任何利。所以他假惺惺地推辞说：“战马还在战场上驰骋，人们还在呼号中奔走，天下未定，天命未必在我，不可冒昧行事。”

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鄱阳湖上写给陈友谅的信，但刘伯温未忘。那封信字里行间把自己居于天命之处，而把陈友谅放在逆天而行的火炉：“你不要做欺人之事，马上取消你那皇帝的称号，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否则，家破人亡，后悔晚矣。”

那时，鄱阳湖之战才进行到第二天，朱元璋明显占据劣势。能在如此形势下有这种猖狂的口吻，刘伯温很是吃了一惊。但刘伯温吃惊过后，就看透了朱元璋的肺腑，这是个想做皇帝想疯了的人。当他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的三个月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冷静地拒绝称帝之时，刘伯温又很是吃了一大惊。这人的理性和自制力如此强大，真是世间，至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人啊！

站在刘伯温那超自然智慧的圣坛上，就能明白朱元璋为何不称帝而只称王。第一，小明王还在滁州活着，天下的人、包括草木鱼虫都知道他朱元璋是小明王的部下。如果他朱元璋称帝，那他的领导小明王该称什么？也就是说，有小明王在，至少在名声上，他就无法称帝。

不过，这件事在1364年的朱元璋看来，并不是什么事。让他真正挂怀的是，陈友谅虽然不在了，但他还有敌人。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人。”

据朱元璋的叙述，他有四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位多年前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阴冷的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阴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