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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免费小说 > 古今中外奇案录 > 第37章 游车盖亭

第37章 游车盖亭 (第2/2页)

这样的巨大漏洞,绝非邢恕一人能够轻易掩盖,更暗示着此案背后可能有着更高层的策划和操纵。而这其中最为离奇的一点在于,不仅缺失原告、证人,连核心物证都消失了,这让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疑云重重。

许多人都将此案归咎于新党的集体阴谋,却忽视了最初推动案件的正是赵煦本人。若无赵煦点头同意,章惇和蔡京怎会有理由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调查行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此案很可能是赵煦效仿宋神宗利用乌台诗案陷害苏轼的手法,故意编造出来的故事。他敏锐地捕捉到旧党内部文及甫与刘挚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突破口炮制此案,其真正意图是彻底打垮旧党,以便新党独掌朝政,稳固自己的皇位。

在查案过程中,赵煦并不急于查明所谓的谋反案真相,反而默许蔡京不断扩大打击面,但这些打击始终局限在旧党成员范围内,使得赵颢、高家后人等皇族势力得以置身事外。经过一年的持续打压,旧党主要官员大多被逐出朝廷,新党领袖章惇等人完全掌握了政权大权,此时谋反案已达到预期目的,可以宣告终结。由于这个案子本就是子虚乌有,所以赵煦也无需再坚持深究,选择草率收场。因此,整个案件的处理留下了诸多疑点和漏洞,以至于史书上的记载也是破绽百出。

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凭什么断定这场谋反案纯属虚构呢?通过仔细研读史书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要证明这场谋反案的真实性几乎不可能。按照历史记录,在蔡硕声称从邢恕处见到文及甫书信时,邢恕的官职是永州监仓。而根据邢恕的官场履历,他在元佑更化时期因遭旧党报复,才从起居舍人的职位上被贬至此,这就让人对这封引发轩然大波的信件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根据历史档案记载,邢恕的官途颇为曲折,在元佑四年遭受贬谪,先被外放到随州担任知府,接着又辗转汝襄、河阳等地任职,直到后来才成为永州监仓。按照这样的降职流程推断,邢恕在永州监仓任上最早也得是元佑五年下半年,甚至可能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

与此同时,文及甫的命运也在元佑六年末发生转折。彼时,其父文彦博退隐,他也随之被贬为集贤殿修撰,并出知河阳。然而短短数月后,即次年九月,文及甫又被朝廷召回京城,受命担任太仆卿,并暂时代理工部侍郎一职。据此分析,文及甫给邢恕写信的时间窗口很可能落在了元佑七年上半年。

回到那个时间段的历史背景中,宋哲宗赵煦当时已十六岁,尽管他内心对太皇太后高滔滔把持朝政心存不满,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保持沉默。虽然按年龄和制度来说,赵煦已经具备亲政资格,但许多主张归政的中立大臣的奏请都被高滔滔压下未予采纳。

为了缓解帝后之间的紧张关系,高滔滔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如提升赵煦生母朱太妃的政治地位,以此展示自己无意长久摄政。同时,高滔滔还试图修复与旧党的关系,希望赵煦在亲政后仍能沿用旧党人士。如此情境之下,若高滔滔策划废黜皇帝,无疑是自寻死路,因为这不仅会引发宫廷内乱,更会激起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与她当时的权宜之策背道而驰。因此,从史实推理来看,这个所谓的“谋反案”在元佑七年几乎不可能存在。

在同一时期内,尽管刘挚身居宰相高位,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顺遂。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内部分崩离析为洛、蜀、朔三派,而刘挚作为朔党的领军人物走马上任宰相之职。然而,他甫一上位便受到其他两派的猛烈攻击,根本无暇去策划一场废黜皇帝的大阴谋。史书记载,刘挚在元佑六年登上了宰相之位,却在元佑七年底被弹劾罢免,实际执政时间仅一年多些。若真有此案,根据文及甫的时间线索,案件应发生在元佑六年的下半年。

而此时此刻,恰恰是旧党内部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文及甫身为政敌洛党的成员,如何能获取到朔党内部关于废帝的秘密计划?这一系列推理让人不得不怀疑:所谓的谋反案极有可能是宋哲宗赵煦一手导演的闹剧。赵煦利用蔡谓控诉旧党的机会,扩大打击面,以期将旧党势力彻底赶出朝廷。

由于这个案子子虚乌有,赵煦最后只能让蔡京草草地结案,并且必须避开牵扯皇族和高家的人士。因为在之前对付高滔滔的案件中,赵煦曾向朱太妃承诺不再追究旧事,这时候再针对高家无疑会显得背信弃义。因此,这个看似惊天动地的废帝大案最终草草收场,其处理过程中的粗糙与仓促,无不显示了此案的真实面目——一场虚构的政治陷害。

正因如此,史书对此案记载含糊不清,无法自圆其说,只得照搬当时朝廷的官方文件敷衍了事,以此来掩饰真相,维护表面的稳定与秩序。

这场案件如同一颗深埋的定时炸弹,其影响力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进一步加剧了宋朝党派之间不择手段、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氛围。如果说宋神宗时期炮制乌台诗案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赵煦便是紧随父辈步伐,将这种残酷无情的手腕推向极致,使原本已经破损不堪的政治博弈规则更加支离破碎。

随着时光流转至宋徽宗年代,那曾经约束朝臣间斗争的规则已荡然无存,群臣在权力角逐中无所不用其极,整个朝廷陷入了空前激烈的内斗漩涡。这样的恶性循环犹如癌细胞般侵蚀着宋朝的肌理,导致国家内部的消耗和腐败愈发严重,如同慢性毒药般逐步拖垮了王朝的生命力。最终,宋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耗中耗尽元气,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覆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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