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2/2页)
7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个特点,特别渴望倾诉,尤其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也许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人生剩下的时光不多了,就像回忆录一样,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讲给别人听。
许哥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经是重庆日报的主笔,母亲在中学教书。他的曾祖父是重庆桐君阁的创始人,重庆渝中区下半城有一栋很气派的白色洋楼,就是他家的祖屋。
说起桐君阁,这可是重庆著名药企,跟北京的同仁堂有一拼,在我小时候,父亲有个干女儿,是烈士遗孤,从部队转业后就在这单位上班,当时叫重庆制药八厂,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这个干姐姐,后来也成了厂里的工会主席。
“我的曾祖父在发家前,曾经在药房当过学徒”。许哥慢悠悠的讲着他的故事。
清末年间,光绪帝颁旨禁鸦片,许哥的曾祖父生产戒烟丸,发了财。1908年,他投资一万两银子,办起了桐君阁熟药房,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丹,乌鸡白凤丸,阿胶等中成药制品,享誉重庆街头。那时的桐君阁店堂房柱上,悬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重庆解放后,传到许哥爷爷手上的这份产业,因为公私合营,等于是无偿的送给政府了。许哥的父亲,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50年代就进入了新政府创办的报业,成为重庆日报的骨干记者。1968年被打入了牛棚。
1971年,许哥去綦江当了知青,1975年被公社推荐去重庆财贸校读书,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商业局上班。80年代改革开放后,去了重庆税务局,在体制内的单位待了30年,混到正科级,2014年退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七八千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每年两三万的康养费,年收入也有十多万了。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晚年生活很幸福,每天除了吹吹萨克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麻将桌上度过。
许哥这人,快人快语,说话干净利索,不兜圈子,几句话,就把他人生的简历说清楚了。
我忍不住向他打探老牟的一些事情,想听一些他们在綦江当知青时的故事。
许哥说,老牟跟丁家大嫂的事儿,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老牟在綦江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下乡才一年多,重庆歌舞团学员队招人时,作为文艺单位子弟,他就返城了,据说是丁大哥帮了很大的忙,还给公社书记和县知青办的干部送了礼。
千禧年的时候,许哥和几个当年在綦江县插过队的重庆知青,结伴返乡,他们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老牟意外地在县城的集市上,碰到了当年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蔫老头悄悄告诉老牟,在他返城后不久,丁大哥家就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生产队人人皆知,这个男孩儿是向城里来的知青借种生下来的。
听了会计的话,老牟目瞪口呆,更离奇的是,当晚,就在县城他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这个蔫蔫儿的老会计,拽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见老牟,这青年人的模样,简直就是老牟的克隆。这青年人仿佛知道他跟老牟的关系,他亲热腼腆的望着这个城里来的中年人,老会计去外面的小摊,切回一包猪头肉,还拎了一瓶苞谷酒,这爷仨就关在房间里喝酒唠嗑,喝到半夜,三人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打着呼噜睡着了。
许哥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讲述。那次他们回去,老会计是背着丁大哥,带那青年人来见的老牟。就在他们打算回重庆的时候,丁大哥出现了,开着一辆装有苞谷杆的农用车,他带着这几个当年的知青去了一家餐馆。50出头的丁大哥,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纵横,胡子拉碴,满脸的沧桑感。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孙子。丁大哥拍着老牟微微发福的肚皮,很亲昵地说,你都有啤酒肚了,当年瘦得像个猴儿,挑担粪都要掉进田里去。然后他又把那小男孩拽到老牟跟前说叫爷爷,很耐心的跟男孩解释说,我是大爷爷,他是小爷爷。
那次跟丁大哥的见面,非常自然和亲切,炒菜上桌的时候,丁大哥的儿子,急匆匆从外面赶来,提着一加仑桶的苞谷酒,他给每人倒了一碗酒。丁大哥说,他带儿子在重庆主城区的建筑工地上班,每人每月能开2000块钱的工资,很明显,他对这份收入特别满意。在2000年的中国,对于基层民众来说,这份收入也算高工资了,大多数国企职工也才 1000多元的工资。
丁大哥的儿子,大名叫丁磊,就坐在老牟身边,不断的往老牟碗里夹菜,表现得殷勤倍至。他的身体健硕,留着港台片里那种小分头,穿着也跟城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那天的菜品特别丰富,看得出丁大哥是用心点的菜,整鸡整鱼,鳝鱼,青蛙,腊肉,香肠,豆花。隐隐约约能够感到,他对老牟有点儿愧疚和感激的复杂心态。
吃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醉了,丁大哥的儿子,很亲昵地搂着老穆的脖子,对他耳语道,我知道你是我爸,但我不能叫你爸爸。在座的知青看到这种情形,差点流下眼泪,丁大哥则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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