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上论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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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哲人之愚，愚而以为哲，要归于咎之徒，得失相反而相寻，两端而已矣。穷年百变，一彼一此于两端之中，力尽能索，交逢其咎，达者视之，曾不足与辨其是非，亦恶与更寻其覆轨哉？智能出于两端者，谓之通识；力能舍两端以有建者，谓之大武。呜呼，鲜矣！

弃亦一端，取亦一端，非弃则取，取不可则弃也；合亦一端，离亦一端，当其未合则求合，合而厌则求离也。孰有能未取勿取，取不可而勿弃者乎？孰有能离勿求合，合无益而不觊离之利者乎？孰有能于弃取离合之外，自为政而不见物者乎？有之，讵不可谓通识而大武矣乎？

晋之争楚也，未得吴，唯恐不得吴；乃得吴而未利矣，而弃吴之谋进。晋离于楚，则求合于吴；合于吴而抑见楚之可合也，而离吴即楚之谋进。厉、悼、平、昭之四世，相寻于此两端，而晋敝矣。

通吴之外，有制楚之道。得不系乎通吴；失亦不但系乎通吴；通吴以制楚，则楚必不可制。此三者，必然之理，而晋不知。其不知制楚之不系乎通吴，通吴之不可以制楚者，无他，唯不知通吴之外有制楚之道也。

舍其制楚之道，一唯通吴之恃，吴不可恃而厌吴忌吴，唯恐弃吴之不速。欲弃吴，乃至不惮下楚，而授以攻吴之便。觭则反，反则尽，改其初，抑必然之势也。

故宋之会，楚所以欲成晋好，而辍宋、郑之攻者，唯吴故，而晋亦同之。申之会，楚遂帅东诸侯而大逞于吴。夫楚欲合晋，而晋乐从之，楚请诸侯，而晋不惜，实已知楚志之在吴而听之，无他，唯其通吴不效而乐弃吴也。缘楚而通吴，则恃吴；弃吴以委楚，则听楚。数十年之间，一弃一取，一合一离，捷于反掌。

舍此两者，晋无谋焉。唐、宋之季，党人互胜之局，和战递兴之策，均役、制产、议礼、言兵之反复，有一不如斯者乎？君子日争于廷，小人力弃于野，而国随以仆。呜呼！其犹疟者之一寒一炅，而无与为之汗也。

通吴而不足以制楚，则何如弗通；弃吴而不能以惩吴，则何如无弃。且吴不足以制楚，楚不足以制吴，疲于奔命，而无能为庸，害犹不速也。浸使通吴而吴遂并楚，则以楚益吴，是楚难仍在，而益之吴也。

何也？吴得楚，而楚为吴资也。浸使弃吴而楚遂得吴，则以吴益楚，是吴难犹在，而益之楚也。何也？楚得吴，而吴为楚资也。吴西有楚，卷申、息以向郑、许；楚东有吴，并淮、徐而临鲁、宋。奉其半天下之势以向晋，晋之不速敝也。能几何也？

此之不察，乃为之说曰：“以夷攻夷，中国之利也。”或从臾之，或假借之，颠倒于一离一合，以唯吾所欲弃而欲取。两端兼用，亟与咎逢，鬼神且谪其不祥，而况于人哉！又况乎怀谖以乘我于离合，而弃取乎我之狡夷哉！

其谋愈秘，其变愈捷，其见制于人也愈困。哲人之愚，亦职维疾，而何有于愚人之哲邪！以道处己而不靡，以正治四夷而禁其自戕，利不欣，害不惧，王者以安内制外。此物此志也，天下之胥溺而知然者鲜。秦、汉以降，中国日沦，如出一轨，悲夫！

二

天下之大哀有二，而刑杀无辜者不与焉。君子无以待小人，而死徙中于细民；大国无能拒强暴，而灭亡中于小国。此二者，祸发于不测，势穷于不能避，求免而益趋于害。《诗》曰：“握粟出卜，自何能谷？”诚哀之也。

顿、胡、沈之仅有其国，微乎微矣。楚启申、息，并群舒，服陈、蔡，函三国于嗉，未下咽耳。之三国者，故不得不为之从。从乎楚而犹足以国，则唯其身不系天下之争，楚无责也。会于申而与于好，战于鸡父而与于兵，从于召陵而系于合离之数，于是其国敝，其师熸，其君死，趣不能自立以亡。悲夫！果谁俾之而亡不可救邪？

三国之从于会申，非敢自列于冠裳也。三国者，南即楚久矣，而楚不携之以周旋，三国可无与于天下，而楚亦姑安之。一旦起而与于盟会征伐，吴逼之也。国居淮、汝之交，东逼之吴，而吴通于上国，户牖寄焉。

吴日践蹈其疆域以西向，而三国蹙矣。蹙于吴，则必求纾于楚；依于楚，则不得不从楚以争吴，而国以敝，师以熸，君以死。从楚以争吴，国敝师熸君死，而楚不恤，抑弗获已而请命于晋。请命于晋，而晋无能为也，于是而三国遂亡。故晋之通吴也，无能为陈、郑助，而徒导之以加于三国，授三国于吴，而驱三国以役于楚。三国逃吴以见敝于楚，则终莫能自立，而国并焉。晋人启之，吴人驱之，楚人用之，彼恶知天下离合之情、倚伏之势哉？

祸在目，手姑捍之，而腕已解矣。乃溯其所自始，晋未通吴，天下无三国之迹，非三国之好事以取亡，审已。晋不期而致之亡，楚安坐而收其国。当是时也，智不及谋，勇不给争，欲自己而不听其已，悲夫！

“握粟出卜”，而神莫能告之矣，而后知晋人通吴之害如此其酷也。驱群小国以入楚，而陈、蔡莫能自立；弃陈、蔡以委楚，而宋、郑莫能自固；徒劳无功，弃吴以斗之楚，而齐、鲁交受其伤。帷幄之舛，原野之纷，绝人社稷，俘杀人君臣，血流淮、汝者几百年，而彭城以南，尽蕴于楚，斯不亦天下之至惨者乎！见其微，知其著，旷二百年而顿、胡、沈遽有诸侯之事，悼其亡之不久矣。

三

文质者，人情之化也。人情迁新而不自已，故时质则动于文，时文则动于质。小人动，君子因之；君子动，小人资之。动于情之迁新而不自已者，非可相救者也，故质胜不可救以文，文胜不可救以质。

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动以胜，胜则不可以相救矣。文动而胜趋于名，名者，损实者也，其时君子之患名以丧实，而小人犹惮乎名以制其乱盗之情。质动而胜趋于利，利者，贼义者也，于时君子之患利以替义，而小人资之，则苟可以利而无不用矣。故曰：“质胜文则野”，野者，上下之无分，名义之不立者也。

春秋之始，天下崇质而尚利，尚利以争天下之情不利焉，故一化而文。庄、僖之世，文之胜也。桓、文之霸，管仲、郤縠之为政，恢恢乎张大其国，而天下翕然以动。其在于鲁，益其军，崇其赋，侈其礼乐，而其《诗》曰：“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且将唯恐其国之不为大国也。

故虽臧辰、行父、仲遂之挟盗心，犹拘系于公室之名而不敢毁。襄、昭之际，霸者之政，极于文而丧实，天下之情又弗利焉，一化而质。晋悼不振，继以赵武，列国之卿，晏婴、向戌、国侨崇墨绌儒，以俭相尚。

邢邱之会，始损其礼；悼公之没，遂损其军。弭兵以为仁，弭兵以为义，将以质而救文之流也，而天下衰陵，鄙悖之习，汩于利而不耻。

其在于鲁，毁三军于内，争小国之赋于外，杀其礼乐，亲于蛮夷，苟简自便，唯惠是怀。而执政之臣，资之以替公室而培其家，君逐政移，公然无惮，以极乎逆，则利之兴，名之圮，求为辰、遂、行父而不可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