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全老人——清高宗乾隆 (第2/2页)
5）、蠲免天下钱粮
御史赫泰曾上疏：“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所以，乾隆断然下令蠲免全国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400万石米），累计蠲免赋银2万万两，约相当于5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蠲免全国钱粮，收到社会效益：“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这话虽有夸饰，但说明此举确实受到欢迎。乾隆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时间之长，在封建王朝中，空前绝后。
6）、南巡
乾隆帝一生多次外出巡游。他曾四次东巡，到达盛京（今沈阳），两次到曲阜祭孔，并巡游泰山，还曾游了嵩山和洛水，但最著名的还是他六次下江南。自乾隆十六年（1751）次南巡后，他感到北国风光到底不如江南秀丽。这样，以后或因郁闷，或因闲暇，又五次南巡。这种巡游既达到了游玩散心的目的，也了解了南方的民风民俗、政治情势，因而也利于加强对南方的统治。
6）、禅位嘉庆
乾隆皇帝在86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并向全国颁布了归政诏书。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继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十月朔日，颁嘉庆元年时宪书于全国并普免明年全国地丁钱粮。嘉庆元年正月六日，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与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而后，礼部堂官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舆至太和殿升坐，乾隆皇帝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太上皇生活。
3、 武功、
1）、统一整个新疆
北京内城南面西为“宣武门”，标榜皇帝“宣武”。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宣武”的，明朝有洪武、永乐，清朝则有太祖、太宗、圣祖、高宗。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他的武功之一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大获全胜，重新统一南疆，粉碎了图谋分裂。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2）、完善治理西藏
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中华各族一统。清朝已经历“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六代，乾隆则是集大成者。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乾隆时的人口达3亿。清朝“三祖三宗”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3）平叛苗疆
在贵州“苗疆”地区，雍正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贵州“苗疆”又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赴贵州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苗疆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日甚，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疆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此时乾隆帝刚继位不久，听到战局不利的消息，颇为震怒，要对苗疆大举用兵。他初次调兵遣将，自不免要稍示威严。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改派张广泗经略苗疆。
伊犁为厄鲁特准噶尔部居地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深思熟虑后，制订了“督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所向克捷。
三路兵马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层层封锁，对苗寨群众大杀大烧，清军攻破苗民据点牛皮大箐，杀死１万多人。清军又回头对熟苗大肆杀戮，分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先后毁掉苗寨1224寨，赦免388寨，杀死117万人，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
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逐颜开，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4）、平息大金川领莎罗奔的叛乱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隅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刚愎自用，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全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格登鄂拉研营图》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实际上就是赐死。讷亲自知不免一死，遂用这支祖剑自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盛赞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迎，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致礼，并在丰泽园赐宴犒赏随征将士。
乾隆帝三十一年（1766），大小金川再次叛乱。
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进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20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他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5）、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了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弟为定边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倒戈，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反抗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
乾隆皇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考虑到民族关系和边疆安宁，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最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其它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日益骄横，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满足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恩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朝廷的用意，半路逃回，公然打出了叛乱的旗号。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弟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还给清廷。
6）、接受土尔扈特异域来归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原是蒙古四部之一。17世纪20年代以前，该部一直居于准噶尔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和邻近蒙古各部生矛盾，在其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近代居住的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几经辗转以后，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
对于沙俄当局的压迫，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的17万土尔扈特人同时动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彻底摆脱沙俄政府的控制，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祖国的艰难征程。在回国途中， 他们击退了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 战胜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骚扰，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疫流行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次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针对土尔扈特人众长途跋涉，各种生活用品奇缺的情况，根据乾隆皇帝“口给以食，人授之衣”的指示，大批清朝官员投入了赈济来归人众的具体工作。为了救急，乾隆皇帝除指令土尔扈特人众所至之地官员动用库存衣物、茶叶、布匹、粮食和官中牛羊之外，还专拨库帑20万两，于西北各地购置牛羊衣物，“驱往供馈”、“均匀分给”。
2）、对外政策
（1）和英国的关系
乾隆帝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已经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迫切需要在东方寻找商品市场，古老而庞大的中国自然成为欧洲国家输出商品的重要目标。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其中以英国增长最快。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商在澳门居住，并在那里设立商馆，到广州进行贸易。对于在广州进行正当贸易的外商，乾隆根据中国体制和法律，保护他们的经商活动的合法权益；对于中国人和外商之间的争端纠纷和刑事案件，乾隆坚决依据中国法律秉公处断，既不包庇又不侵害外商利益而采取维护中国法律，依据法律公正判刑的严正态度。
当时最大的贸易对象是英国。但是在中英贸易中，英国输入中国的呢绒、棉纱、钟表、玻璃、铜、铅等，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市场非常疲软；而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土布、药材、陶瓷制品等，都受到欧洲国家的热烈欢迎。因而，在当时中英贸易中，中国保持了大量出超的地位。为了扭转中英贸易中的不平衡状态，向中国推销更多的英国商品，英国派出以马嘎尔尼、斯当东率领的700人使团，带了600箱礼物，以向乾隆“祝寿”为名，来到中国，妄图以外交欺诈手段、侵害中国主权的办法，把中国变为英国的商品市场。
马嘎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国人在广州居住，请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到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先后颁予英使三道敕谕，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向乾隆帝进献的火枪全貌英国除想通过外交途径打开中国的市场外，还企图通过支持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势力、支持中国的邻国如廓尔喀的统治者对中国的入侵等手段，来达到侵略我国的目的。由于乾隆皇帝实行坚决平定叛乱、抵抗外国侵略的政策，导致英国的这些阴谋也一一失败了。
（2）与沙俄的关系
沙俄殖民势力在乾隆时期继续对我国边疆进行分裂、颠覆和侵略活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的长期叛乱就得到了沙俄势力的唆使和怂恿。1756年，正在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际，沙俄政府决定派布拉吉谢夫出使中国。第二年布拉吉谢夫来到北京， 带了俄国枢密院给中国的信件， 要求在“流经中国大皇帝陛下领域之内”的黑龙江上，给俄国以自由航行权，还准备谈判不成就用武力解决。乾隆指出：根据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并无逾界遣人运送什物一项”，断然拒绝了沙俄强要在当时属于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上航行的无理要求。为了防止沙俄军队的挑衅， 他指令江防官兵加强戒备，“倘不听阻止恃强前行”， 即“照私越边境办理”。与此同时，沙俄还在我国西北边境不断进行侵略渗透活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1763年，沙俄军队入侵我国卫满河源、库克乌苏河、布克图尔玛河与色毕河一带，“造屋树栅”；1771年，沙俄殖民者又潜入我国境内哈屯河一带耕作。乾隆得知消息后命令官兵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并指出：“以上地区均系中国准噶尔地方， 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
以后，乾隆决定从1771年起，将每三年查边一次改为每年查边一次。这些措施，捍卫了我国西北边疆领土主权的完整。
（3）和亚洲国家的关系
乾隆时期，中国和四周的邻国朝鲜、日本、缅甸、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和中国的关系极为友好密切。朝鲜遣使定期前来北京朝贡，每次都受到乾隆的热情接待；日本在乾隆年间和中国的商业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当时两国是平等的友好相处的关系；中国同缅甸在乾隆年间生过战争，但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的，1769年中缅战争结束后，两国往来更加频繁，彼此的使节往来不断。当时缅甸和暹罗（泰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几乎要爆战争，乾隆从中调停，使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乾隆晚期，由于英国的煽动怂恿，廓尔喀（尼泊尔）入侵我国西藏，中、廓之间一度生战争。当中国军队迅速击败入侵的廓尔喀军以后，乾隆只要求其归还被掠夺去的中国西藏的财产，保证永远不侵犯中国，并没有提过分的侮辱性的要求。从此，廓尔喀国王相信中国而不相信殖民主义的英国；越南在乾隆时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两国当时的关系也是友好亲睦的。乾隆晚期，越南黎朝国王黎维祁“因无能失国，弃印潜逃”。乾隆让他定居中国桂林，给以养赡；根据夺取了黎朝统治权的阮光平的恳求，乾隆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1790年，阮光平来到承德朝见乾隆，受到乾隆和中国官员的热情接待。中越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不断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