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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初次受挫（第2页）

另外，或许有些出人意料，我在纽约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也会向患者提供有关中草药和中医等的相关信息，并开设了瑜伽课程；如果有需要，医院还会向患者推荐针灸诊所。其实在美国，可以说西方医学和替代医疗之间的距离比在日本要近得多。像我这样，同时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治疗的患者并不罕见。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医院接受全面治疗，所以有很多惊奇的发现。首先，整个医院很冷。我知道美国人喜欢吹空调，但他们竟然把医院的温度也调到16度！这和红酒柜的温度相差无几啊！当我看向周围，像我一样的癌症患者都穿着短袖，毫不在意地大口喝着可乐——在这家医院的候诊室里，可乐和咖啡可以随便喝。据说可乐中含有致癌物质，即便没有，可乐本身也含有大量的糖，不可能有益于身体。这里明明是美国国内顶级的癌症治疗中心，我认为这简直是一个国际玩笑。美国真是了不起，如果我在那里住院，一定是要吃汉堡的。

但有一说一，我认为美国医院服务的数字化发展十分值得称赞。每位患者都有个人账户，在医院接受检查后，当天就能在专门的网站上查看自己的数据。例如，和上次相比，这次检查血液中蛋白质的数值有什么差异，会非常直观地显示在网站上。通过这样的专门网站，患者也能与主治医生联系，轻松地预约或更改预约。此外，医院独立开发了应用程序，如果输入药草或中药的名称，也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其研究进展情况和功效。从给患者提供的便利，以及电话通知和出具纸质报告等的成本方面来看，数字化都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如果有意愿，我想日本的医院必然也能马上提供同样的服务，希望真的可以早日实现啊。

在这次初步的癌症治疗中，我接受了主治医生的建议，选择了放射治疗，同时服用少量的抗癌药物。在为期七周的疗程中，通过用放射线照射癌细胞逐步进行治疗。前半段的治疗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老实说，我当时还很乐观地认为，放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随着疗程进行到后半段，口腔内的疼痛逐渐加剧，到第五周左右的时候，我实在疼痛难耐，哭着向医生请求“停止治疗吧”。然而主治医生说服了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停止治疗，癌细胞的力量反而会增强并反噬我的身体，“如果这个时候放弃治疗，肯定会死，请一定要坚持到治疗结束”。最终，我熬过了整整七周的治疗。放疗结束后患部的疼痛持续了大概一个月，但可喜的是，坚持治疗还是有效果的。

口咽癌最让我困扰的就是饮食。放疗的副作用不只影响到喉咙，整个口腔都发生溃烂，连吞咽口水都非常痛苦。特别是吃到带酸味的食物时，还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伴随着疼痛，我才发现连我最喜欢的香蕉也带有酸味，为了摄取营养，我不得不努力地吃东西，一时真的很伤脑筋。我试着吃一些黏稠且好吞咽的食物，比如山药和粥，并同时吃四种止痛药，仍然很痛苦。经过多次尝试，我发现西瓜才是最好的食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很像蔬菜，在水果中少见的没有酸味。自从发现了这个诀窍，就像川岛直美曾说的“我的身体是葡萄酒做的”那样，我吃西瓜吃到可以宣称“我的身体是西瓜做的”。

此外，过去曾经没命地喝酒的我，在首次治疗癌症期间，彻底戒了酒。有时去好餐厅吃饭，实在忍不住想要喝酒的时候，我就会向伴侣借一口品尝。现在我能够从酒的香气中感受到苦味和防腐剂的含量，感觉好像比以前更敏锐了。

纽约的生活

也是因为治疗，2014年是我移居纽约以来，第一次几乎整整一年都待在家里的年份。我最初把生活重心移到纽约，并不是因为对这座城市有什么强烈的向往，而只是看重它的便利性。因为工作性质，我从年轻时就经常到伦敦、洛杉矶以及其他欧美主要城市出差，每次都要从东京来回很麻烦，就想着干脆搬到相对更近的纽约去生活。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纽约安家落户以来，我其实仍然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地，并没有长时间待在家里的习惯。事实上，我也没有“定居”的概念。

然而，在纽约逗留整整一年，经历四季流转，体验假日季的各种活动之后，我逐渐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感情。保守派的人常常炫耀说“只有在日本才能体会四季之美”，那是瞎说。我在纽约，看着家里后院的树在深秋时逐渐染上红色，冬季树叶凋零后树枝被皑皑白雪覆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四季有多么美好。

在享受纽约生活的同时，我也在“充电”休养期间沉迷于台湾“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侯孝贤和杨德昌等导演的作品，经常租他们的电影光盘观看。当时，杨德昌的很多电影还没有DVD版，我忘了从谁手里借了重复录制过好多次的VHS[5]录影带，画质很糟糕。

回想起来，自二十多岁正式开始做音乐以来，我第一次有这么长的假期。啊不，我有过唯一一次告假。那是1988年《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后，我向公司提了要求：“我都拿了这么大的奖了，就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吧！”然后我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假期。那时我还年轻，什么都不做，只是呆呆坐着的话，很快就会感到无聊。在放假后的第三天，我又反过来抱怨公司：“现在我怎么没有什么可做的！快给我安排工作！”真是太任性了。

顺便提一下，当时画家兼电影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6]住在我纽约的家附近，经常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身体状况不错的时候也会接受邀请。我通过《末代皇帝》的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认识施纳贝尔时，他住在一栋四层的房子里，整栋房子都被涂成粉色，里面还有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型工作室。作为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尺寸很大。在那个大型工作室里堆积了几十幅他创作的画，去他家玩的时候，他会炫耀这些巨型作品，指着它们告诉我：“这个是我最近画的。”

施纳贝尔结过好几次婚，有意思的是，每次更换伴侣，他的房子就会“向上延伸”。当他与第一位伴侣分手时，四层楼变成了七层楼，然后他又遇到了另一位伴侣，和那位女性分手后，房子变成了十一层楼。虽然不好意思跟他本人直说，但吸引我的其实不是他作为画家的才华，而是他作为电影导演的才能。尤其是他的《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是一个因闭锁综合征而全身瘫痪，只能通过眨眼睛记录回忆录的编辑，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迷人。总的来说，胸肌发达的施纳贝尔是个充满活力又有趣的人，但要和他交往会消耗我的精力，所以我当时一直对他打来的电话置之不理。

夏威夷的历史

2014年我几乎整年都在纽约度过，放射治疗的后遗症也得到控制。这一年的12月我终于可以吃固体食物了，于是我以“康复训练”为名前往伦敦，享受了“THE ARAKI”店的美味寿司。此外，我还回日本过了年，去伊豆的老字号旅馆住了几天。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就有了年末要回日本住温泉旅馆的习惯。我特别喜欢并且经常光顾的是热海的“蓬莱”旅馆。在那里可以从温泉浴场看到相模湾的日出，旅馆的庭院有一棵大松树，眺望渔船从眼前穿过的风景也非常优美，仿佛浮世绘一般。母亲生前，我也曾带她一起来过。然而，“蓬莱”旅馆现在已经被一家大型度假酒店运营公司收购。2012年年底，我熟悉的女主人很抱歉地对我说：“之后，我们将委托星野集团来管理这家旅馆……”我想这也许是为了维持旅馆的生计而别无选择吧，但从此珍贵的旅馆招牌也改名了，实在令人叹息。

随后，2015年2月，我去了夏威夷。在纽约治疗癌症期间，通过熟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从事替代医疗的医生，对方在邮件里细致地给我介绍了许多治疗相关的信息。虽然从未谋面，但交流了几次之后我们建立了信任关系，所以我想亲自拜访那位医生在夏威夷开的治疗院。

这位医生是日裔美国人，主要提供针灸治疗，也会定期为患者抽血并用显微镜观察红细胞的形状和流动方式，是纳入了西方科学知识的混合型针灸治疗。我也在这里接受了针灸、芳香治疗和中药处方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