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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决断（第10页）

虽然没有任何物证，可检方得到了该男子的供述调查书，遂提起诉讼。审判开始时该男子承认了供述内容，检察官以“无法令其洗心革面”为由，要求判处他有期徒刑七年。直到这时，该男子才在法庭上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他说：“我忘记说我没有抢劫了。”他患有某种程度的智力障碍。

二〇〇五年一月，另一名男子被捕，认下了上述两起抢劫案。警察在男子家中搜出他犯案时用的露眼防寒帽与刀具；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足迹、被害人的目击证词也都与他吻合。栃木县警方只得承认之前抓错了人。

放眼全日本，因为自供造成的冤案并不少见。

二〇〇二年，富山县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一名司机被当作嫌疑人，连续三天在审讯室接受审问。办案刑警对已经濒临崩溃的司机说：“你家人都说了肯定是你干的，你就招了吧。”他早已无法思考，稀里糊涂认了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后来别的县警察局抓到另一名男子，对方承认了那起强奸未遂案，真相终于大白。

二〇〇三年，鹿儿岛县发生了一起无罪之人同时招供的案件——“志布志事件”。几个在县议会选举中当选的议员被认为以烧酒、现金等物贿赂选民，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被逮捕、起诉。可这十二个人实际上都是清白的。

“自供是最大的证据”这个古老又落后的侦查原则，至今依然束缚着侦查人员。“令其招供”“令其开口”“令其坦白”的说法十分常见。

可在《日本刑事诉讼法》里，“自供”与“令其招供”是不一样的。

《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嫌疑人供述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以成为证据。但人们普遍认为，嫌疑人不会故意说对自己不利的谎言，于是有了下列条文：

以强制、拷问或胁迫得到的自供，通过不正当地长期拘留或剥夺自由之后得到的自供，以及怀疑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自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九条）

也就是说，本人的“自由意志”是关键，不可以“令其招供”。而证明自供是非强制性的重要文件，便是前文提过的上申书。只要把“警察没有强制问话，是我本人主动招供的。”这句话作为“非强制性的证明”写上，上申书便有了效力。这正是我一直认为它可怕的原因。

日本曾发生过根据自供判处嫌疑人死刑，后来却改判无罪的案件，如熊本县的“免田事件”。这是日本第一起做出死刑判决后改判无罪的案件。

一九四八年，熊本县人吉市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一对夫妇被杀，他们的两个孩子受了重伤。警方先因别的案件逮捕了免田荣，后因此案再次逮捕他。当时他二十三岁。经过数日审讯，免田招供，被判死刑。可一九八三年，免田被无罪释放。

当时我立即飞往熊本对他进行采访。

被释放后的免田暂住在福利院。在一间和式房间接受我的采访时，他眼中蓄满怒火。

“那完全不是审讯，根本就是残忍的拷问。他们为了逼我招供不择手段，我又冷又饿，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案发次年一月，免田在球磨川上游的山中采伐木材。一个寒冷的深夜，他在朋友的小屋睡觉时，刑警突然来了。

“五个刑警带着手电筒突然闯进来，问我案发当天在哪里。我刚被叫醒，脑子还不清楚，答得很含糊，于是他们让我去警察局一趟。”他后背被枪顶着，走在森林铁路的铁轨上，被带到了人吉市警察局。

审讯室中，免田竭力回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刑警却充耳不闻，反而将免田套进他们自己杜撰的“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