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突破极限(下)(4)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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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人有追求的时候,他的毅力会比肉体的承受力强大很多。有一句话叫作敢于胜利,我小时候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觉得胜利这事谁不敢啊。后来我现前面还有一句话,叫作勇于牺牲。只有那些勇于牺牲的人才敢于胜利,因为胜利的前面都是牺牲。什么样的人才会追求胜利呢?就是有顽强信念的人。
所以,我觉得王石非常了不起。他说他60岁的时候还要爬珠峰,结果他真的这时候去爬了,言出必行。另外,他说他爬上去要做环保,他也真的做到了。今天,他仍然在奋斗。人的毅力不是凭空来的,很多创业者有时候扛不住,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动摇了。只要信念不动摇,毅力就会永远跟着你。
总之,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帮助企业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算清无形的成本和收益,提升克服困难的毅力。
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
除了我前面讲的商业模式的极限、组织结构的极限和价值观的极限外,还有一个制约企业展的因素,就是创业者自身的极限,即个人的能力和经验的局限。作为创业者,我们的内心往往会有很多障碍,但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去纽约和一个人谈事情,谈到了我们公司的海外上市。他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新浪模式做你的传统产业?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险些被自己的经验给蒙蔽了。我在资本市场上的经验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在探讨上市的时候总是在讲红筹架构、返程投资这样的模式,不知道还有别的模式。这个人点了我一下以后,我马上让人去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我们地产公司也可以采用新浪模式。什么叫新浪模式呢?就是收入出境,资产不出境,合并报表,现金还可以不出去,一样可以上市。纽约、新加坡都接受这种模式。
可见,有时候你的经验在阻碍企业的展,但你自己并不知道。前面我讲到,我和王石曾经去监狱看牟其中,看完他以后我有种感觉:这个人的确没改变。他的语言系统和语境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分析问题的逻辑也是20世纪70年代的逻辑。那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就是宏观叙事,讲事全讲大事,国家、社会、命运,等等。龙应台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其中解读了这样一种语境:在专制社会,人们都是大叙事,而民主社会是小叙事。什么意思?在专制制度下,你没有办法获得个人自由,也不能展个人兴趣,只有先革命,推翻这个政权,才能说别的事。人们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国家命运这个问题上,这件事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啥也解决不了。
而民主社会是反过来的。民主制度下的政权基本上没有政变,英国、美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生过政变。为什么?没必要,领导不好,过两年就滚蛋了。所以,在民主制度下,人们都是小叙事,每个人都讲小事,谈自己的个人兴趣,不研究大事。在我们看来,我们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庸俗,都不研究大事。
牟其中的语言系统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语言系统是什么样的?第一是泛政治,什么都和政治扯上关系。第二是迫害妄想狂,因为你每天想的都是政治斗争,所以你每天都觉得别人在迫害你,一点儿小事就跟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在今天的人看来-特别是90后,比如马诺这样的人-这人简直就是外星人。但牟其中仍然在讲这种事,他说他的案子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有关,有人要将他置于死地,然后再否定改革开放。
因为这种个人局限,他在看待商业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已经落在时代后面了。所以,你会现他的一些行为很奇怪。比如那时候叶利钦来,他就自己闯去见叶利钦,结果被有关部门给拦住了。然后,他又往国外写信,谈的全是大事,说要射卫星,还把这事跟国家、社会联系起来。大家知道,射卫星这事很复杂,涉及各种各样的力量、势力,作为企业,你不按游戏规则办事,就会有问题。另外,这种政治的语言系统指导着他去处理人际关系,去看问题、办企业、做决策,实在是和今天的商业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我和王石出来以后,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语言系统和做事方法没有任何改变。当然,我们或许应该尊重一个人的执着,但环境变了以后,这种执着未必能让你的企业获得成功。
作为企业领导人,我们要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现在的环境,不让自己成为组织展的障碍。我还是举王石的例子。王石第一次去硅谷是我带他去的,当时王功权在那边接待我们。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王石非常虚心地在学在看。我们还去了苹果公司,见了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人。回来以后,王石说了一句话,说他一定要学互联网,要是不学,公司就会把他淘汰。大家知道,现在他天天在网上待着,跟网虫一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五十二三岁了,但他还是在不断地改变自己。后来他又说他写作能力差,于是拼命写,最后写成了《让灵魂跟上脚步》。
我跟大家讲话,假如我全用20世纪70年代那套语言讲,大家就会觉得很有隔阂。你思考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你的词汇系统有关。如果你能很快熟悉今天80后、90后用的词汇系统,那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超越你的实际年龄,大家就不会觉得你很落伍。我们看到牟其中以后,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词来-恍如隔世,感觉他仍然活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和牟其中是同事,我们俩面对面坐,每天聊天,他给我讲的故事全是“文革”的时候怎么整人的故事。他看问题的方法,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还陷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出来。这个极限阻碍了他,致使他的企业没有走出去。照理说他在做成了第一单飞机贸易以后,如果能把企业做得像个企业,而不是像个社团,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同样,1999年以后,当企业面临转型时,我现我的语言系统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原来是在机关里做研究的,对传统的这套语言系统非常熟悉。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和王功权几个哥们儿用的都是这套语言系统,后来我们现这样有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上商学院,然后到国外去学习,把语言系统调整过来,不用政治语言来谈公司的事,而用商业语言来谈。这样,在讨论问题时,我们和后来进入公司的人用的就是同一套语言系统,公司就越来越像公司了。如果你用政治的语言系统来谈你的生意问题,别人就会感觉你像个社团,不是谈买卖的。
所以,企业能否突破增长极限,和企业家自身的能力以及企业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能力容易提升,比如你不会用电脑可以学,不会用互联网也可以学,不会什么都可以学。但价值观等这些软的东西,是比较难改变的。作为创业者,我建议大家用更多的时间来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视野更宽阔,经验更丰富。
有这样一种说法,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什么意思呢?20多岁的小伙子天天玩,如果你能拿点儿时间来思考,就会变得深沉一点儿,就会比别人有竞争性一点儿。等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的交友模式基本上已经固定了,而且很难交到新朋友,容易被所谓的经验束缚。通过跟别人一起玩,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同年龄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玩,你很快就会改变。而且,在玩的过程中,你能了解很多自己行业以外的事情。所以,大家参加一些公益组织、社会组织也好,和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人交流也好,包括去一些学校听课,都会对改变自己有很大帮助。这么多年来,学习一直是使我受益最大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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