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戒自傲，言多必失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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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人生之中有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高兴的。但骄傲是给别人的，不能留给自己。亲朋好友中哪一个都可以为你的行为成果感到骄傲，但唯独自己，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

傲气一生，势久便会盛气凌人，自然容易招来祸患。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傲为其一。骄傲自满使人迷糊，难以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至于当挑战到来时，制订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功败垂成。

曾国藩深知傲气的害处，他曾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端败家丧生。余生干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育，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曾国藩戒骄戒傲的思想几乎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但是曾国藩要求弟弟不要争这个功劳，说：“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由此，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正是因为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曾国藩戒除傲气几乎是方方面面的。因为他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在家里他有戒傲主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四日，他曾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作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需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