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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章【大戏连台】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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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俘获公子卬在战役第二年,秦军又与魏军激战于岸门(今河南长葛境内)。秦军又胜。这回把公子卬的部下,那位一点也没错的魏错将军也给俘虏了。

岸门这地方已是中原,这一仗,说明秦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能进入中原作战了。

至此,秦孝公与商鞅的联手变法,已经进行了21年,秦国从步步走下坡路,一变而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穆公霸业”又在新的时代再现了。

老秦人的每一声吼叫,都能使山东六国心头一紧。

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策略对头,中枢强硬,行政有效率,把个奄奄一息的弱国变为一等强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很多执政者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么大作为了。

孝公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商鞅的时代。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深深烙下了一个大大的“鞅”字。

看来只要顺应潮流,个人改变历史或推进历史,完全不是狂想。

但是,这也是商鞅最后的辉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个秦国都托付给商鞅去运作,从史料上找不出一点孝公对商鞅生疑的迹象。秦孝公确实是把商鞅视为异姓兄弟,封其为“君”,是给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年长于秦孝公,按照自然规律,他这一生,是有君权做保障的,可以顺顺当当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头。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壮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仅44岁。

伟大的商鞅,顿失护佑!

据说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国家交给商鞅,让商鞅做秦国的国君,而商鞅坚辞不受。当今有人说,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国;但我以为这不可能。如有其事,也是秦孝公出于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义君主,只要秦国强大,管他姓嬴还是姓商。

他对商鞅,始终用而不疑,没有任何的掣肘与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业,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了。他临死前,把太子驷一人留在身边,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可能是意在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驷继任,是为秦惠文公。

就此,历史掀开了奇诡的一页。

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到这时已经深居宫内12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自负是先朝旧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们可以忘恩,但是几乎没有可以忘记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

秦国通过变法强大了,他们不会因身为秦国人而高兴。他们是受损者,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历史中去,也要否定变法,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虽治,然妇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咎,僭拟王者仪制,如归商、於,必然谋叛。”

当年与商鞅辩论输了的甘龙、杜挚,也没忘20年前的耻辱,出面作证,将此事证实。?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孙贾率武士三千去追赶商鞅,追上了就威权的倒台,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来,满街满巷,抱怨商君。一听说公孙贾要领兵追赶,攘臂相从者,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商鞅车驾出城已有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作,忙派人去探听,回报说:“是国君兵追赶。”

商鞅大惊,知道是新君翻了脸,怕是难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车,扮作卒隶,带着妻儿老母逃亡。

一行人仓促奔至函谷关,见天色将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证)。

商鞅推说没有,店主遂闭门不纳,说:“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人,犯者连坐,要与你一并处斩,我可不敢留。”

商鞅叹道:“唉,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只得顶着夜色前行,混出函谷关门,径直投奔魏国去了。当年,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他眼下心存侥幸,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许能东山再起。

来到魏国边关之下,守令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阅历颇多,居然认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败魏军,拒绝接纳。

商鞅请求从魏国转道别国,并不在魏国逗留。关上的魏人说:“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不把你送归,怕要惹祸上身。”随后,就将商鞅遣送回秦境内。

这真是应了“作法自毙”那句话!商鞅走投无路,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纠集徒属,邑兵向北攻击郑地,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现在,商鞅的身份变得很尴尬,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没有一处不烙着“鞅”字,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已经被这体制排除出政治中枢。现在不过是一个与中央政权作对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亲手缔造的中央体制,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他捏的粉碎。

秦惠文公当然不可能放跑他,大军进攻商鞅,在郑的渑池将商鞅的队伍击溃,生擒了商鞅。

20年的旧仇,今日终于可得报。秦惠文公下令,将商鞅车裂(五马分尸),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没有谁像商鞅这样敢造反的!”随后,又杀掉商鞅全家。

——这就是旧时许多权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刻遭灭顶之灾。据说“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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