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水覆舟】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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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的元年，本来可以是一个新的辉煌开始，可是胡亥的命运不济，这一年，恰成了他与帝国末日的开幕式。

彼时的帝国，还在按照秦始皇规定的惯性在运行，北部边境防范匈奴的负担很重。

防匈奴，这没错儿，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和侵袭，是一部后来延续了几千年的大戏，数次改变了我们民族的人种、文化与政治结构。

对北方的防范，按理说，应该用一支职业军队去完成，可是秦朝的办法是，直接征调基层的居民去戍边。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积累日久，成了溃堤之穴。

当年七月，官府下令，征居民组的贫民去渔阳郡（今北京密云）戍边。

密云这地方现在早不是边疆了，不过，如果你登上离此不远的八达岭长城，放眼看所谓的“塞北”平原，你还是能体会到长城之外的浩大与苍凉。

秦时，这里当然是边远的苦寒之地了。

老百姓再穷，也不愿意离乡背井跑到长城上望天去。征贫民戍边，本来就是容易引起民怨的事儿，而秦朝的法律，对戍卒到岗的要求又过于苛刻，一旦误期，就要斩。

古代交通不似现代，一遇风雨，很难准点到达，秦律却不考虑这一点，斩没商量。

如果误期了，是不是在半途就斩呢？不是，是到达以后，由接受官员来验证、执行。

那么在半道上误期了的戍卒，会那么老老实实地跑去送死吗？

这就是法律上的空白了。这个问题，没人过问。法律的设计者们把黔看成了牛马，在他们看来，既是牛马么，让你左，你就不敢右。可是人不是牛马，人有一种意志。

就在这批牛马当中，有一批900人的队伍，被征后暂时集中驻屯在大泽乡。这支队伍里，有两个在意志上非凡的人物，一个是陈胜，一个是吴广。

陈胜是阳城（今河南商水）人，吴广是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两人都是农民。

在我们这个族群的历史中，有很多伟大人物，都出自农民，这一点我们到今天也不能忽视，尤其不能忽视那些有作为、有抱负的农家子弟。

陈胜和吴广，当时就不是一般的贫民，他们能力很强，双双做到了“屯长”的职务，大概就是临时中队长吧。

陈胜这人，素来有大志，曾经给人当雇工，帮有钱人家耕田。一次在田间休息,他想到自己这做牛马的命，怅恨久之，忽然对农友们叹道：“苟富贵，勿相忘！”

能说出这话，前面会有很多的思想铺垫，也许他想到了将来能有良田百亩、仆拥成群等等。他的同伴就嘲笑他：“你一个打工的，怎么富贵啊？”

陈胜轻蔑地看看同伴，嘿嘿了一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段子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现实的环境中想一想，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震动。

再说那900名戍卒驻扎在大泽乡，想必是要择日开拔，可是偏偏遇上连日暴雨，走不了路，活活把行期给耽误了。现在，他们就遇到了要不要乖乖去送死的问题。

不送死，也可以，有一条出路是逃亡。可是逃亡的风险也很大，被通缉后也是死路一条。秦的法律之严，是连商鞅本人也跑不掉的，何况几百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兵？

人到了绝境，本能地就会想法子求生。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造反，陈胜和吴广这两位屯长商量开了：“如今逃亡也是死，举大计也是死，一样的死，咱们死国可乎？”

“举大计”是指造反，“死国”就是为国而死。陈胜、吴广现在虽是秦朝的黔，但他们内心仍把自己视为楚国人，反正楚国已亡，闹腾一把，为国殉死总算是个痛快的死。

陈胜不愧是人中豪杰，平时在田垄上干活时的思考，给他带来了超出一般农民的政治头脑，他对吴广说：“天下苦秦久矣。我听说二世是少子，不应立为太子，当立者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几次劝谏的缘故，始皇帝才让他在外带兵。听说他无罪，就被二世杀掉了。百姓多数只听说他的贤明，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此外项燕是楚国将军，数次有功，爱护士卒，楚人对他很怜悯，有的以为他死了，有的以为他逃亡了。现在咱们这支队伍应该诈称以扶苏、项燕为领，作为天下倡，响应者一定多。”

陈胜、吴广打算带着900名闾里贫民造反，要对抗的是正统的帝国机器，只有举起一面“义”字大旗，拉出两位名震天下的贤者，才有可能唤起民众，点燃干柴。这些，陈胜都想到了。

两人定下大原则后，就一块儿去问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可能也是个牢骚满腹的人，看出这两位中队长心存不轨，就给出了一个“足下事皆成，有功”的吉兆来。那时候算卦，是烧龟甲，看裂纹的走向说话，怎么说、怎么是。

于是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全民大起义，就在一位卜者的激励下拉开了序幕。

卜者还暗示他们说，可以“卜之鬼”，也就是装神弄鬼，唤起民众。陈胜、吴广一点就通，马上用朱砂在绢帛上写了三个字“陈胜王”，意思就是“陈胜为王”。然后，把这“丹书”偷偷塞到鱼贩子卖的鱼肚子里。

戍卒队伍里的伙头兵去市场买了鱼回来，剖开鱼肚一看:呵！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