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法家岂是治世之学 (第2/2页)

这句话朱翊钧是用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

但在他说出来的这一刻，郑国泰在朱翊钧心里就和先前劝他要严惩科道官的张诚是一样份量了。

郑国泰当然不能算是“小民”，哪朝哪代都没有坐拥三百顷地来吃租的“小民”。

可朱翊钧还是在心里为郑国泰感到悲哀。

他“郑国舅”可是一个连自己外甥和妹妹都难得见上一回，见了自己妹夫还要下跪磕头的弱势皇亲啊。

竟也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推崇法家学说。

郑国泰反问道，

“难道皇上以为法家不堪为治世之学吗？”

朱翊钧微笑道，

“以我大明而言，尊儒总比崇法管用。”

郑国泰回道，

“小民以为，法家讲的话虽然不怎么好听，但他们坦率而不虚伪，以世人为非君子，则足以防小人。”

朱翊钧笑了一笑，斩钉截铁地回道，

“不，内兄，法家也是虚伪的，只是它的虚伪和儒家不同，法家的虚伪，是在于它制造了一种‘伪恶’的氛围。”

“内兄可以说儒家虚伪，说它‘伪善’，说它假君子、真小人，那么法家就不是伪善的问题，法家是‘伪恶’。”

不得不说，郑国泰那张如同现代明星一般的脸还是相当有迷惑性的。

此刻他抬起头，微张着嘴看着眼前的皇帝。

一个普通人作来就是讶异中透着些许蠢的表情，在他那线条流畅的脸上，却显得格外好看。

“‘伪恶’？”

郑国泰就用着他那一种好看中透着蠢的表情向皇帝问道，

“皇上的‘伪恶’之说，又是从何而来？”

朱翊钧微微笑道，

“‘伪恶’不似‘伪善’，它很容易定义。”

“譬如这大明官场中就有一种条件，能使得一个心里并不恶、甚至还是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去做坏事。”

“就像内兄方才所引之‘晏婴相齐’，晏婴是古今公认的贤相，可是他生在齐国，在齐国官场上治国理政，就是不得不做坏事。”

“但是晏婴做坏事，不是因为他本事是一个坏人，而是因为齐国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就是会使得做官之人不得不做坏事，而不能做好事。”

“如此说来，那晏婴当年，就是违心做了坏事，倘或一个非善之人做了善事是‘伪善’，那么一个非恶之人做了恶事，不就是‘伪恶’吗？”

郑国泰若有所思。

朱翊钧又笑道，

“所以朕不喜欢法家，朕即使是为了大明，也永远不可能会去喜欢法家。”

“所谓违心地做了一些甚么事，便是指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做坏事的，但是由于环境所迫，一个人不做坏事就待不住，就不能留在这个环境。”

“那这种恶——不管它是‘真恶’还是‘伪恶’——就是最糟糕的一种恶了。”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不但可以让坏人理直气壮地做坏事，连好人都要被迫做坏事，那好人就会一齐变坏了。”

“内兄既读史书，且看从古至今，除了秦朝之外，可有第二位一统天下之君王信奉法家之说？”

“且即便残暴如秦始皇，他焚书之时，不是一样将《晏子》归为应焚‘伪书’之列？”

“可见再苛暴的君王，就是再会统御不忠之人，他心底里也是忌惮一个‘伪’字的。”

郑国泰默然片刻，道，

“人性本恶，法家并非断无可取之处。”

朱翊钧淡笑道，

“倘或人性本恶，法家之说便是发扬了这种恶，它只不过是打着为君御臣的旗号，能驾驭臣下不代表能治国理政。”

“伪善之人虽则有私心，但或许还能行几件为民着想的善政，可倘或是一群伪恶之人，那是绝对做不出任何一件为国为民的善事的。”

“韩非对人性的判断是人应该性恶，那么依照他这种论断，朕作为一个皇上，就应该希望我大明的官既怕死又爱钱。”

“因为爱钱就可以重赏之下为朕办事，怕死他就不敢造反，如果他既不爱钱又不怕死，那他就是想功高震主，邀功博名，朕就应该要把他清除。”

“倘或一个国君治国治到了这一步，臣子不性恶，他当皇帝就不放心，那他的天下就会到处都是恶人与恶事。”

“当年韩非将人性之恶揣摩得何等透彻，可任凭他揣摩得如何透彻，他不是也依然死于李斯之手吗？”

“所以朕对法家不以为然，法家说要让臣子和臣子相争才能保得君王安宁，朕绝不会这么做。”

郑国泰盯着朱翊钧看了一会儿，他那双星星般的眼睛一眨一眨，美目的扑闪成功地掩饰了他内心的拉锯。忽然，他又站了起来，朝着朱翊钧第二次行了叩拜大礼，

“臣谨受教。”

郑国泰再张口时已变了称呼，

“臣但凭皇上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