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圆仁：最后的旅行 (第2/2页)

武宗往前五代祖唐代宗原是不信佛的。安史之乱中，日后的代宗皇帝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收复长安、洛阳。那时候他艰难却坚定地站在一地废墟前，预备肩负一个庞大的国家。但这责任的重量很快变得超出想象。代宗登基，吐蕃入侵，一路打到长安，没有救兵的代宗只能再次出逃。这时有人告诉他：你要信佛，《仁王经》可以退敌。从此，代宗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在大明宫内道场讽呗斋薰，翻译佛经，供养僧侣，持续了十四年。

代宗的儿子德宗皇帝刚一即位，立刻撤掉宫内道场。他想着开源节流，改革税制，筹钱。但很快，兵乱、外患频繁上演，疲惫的德宗与他父亲一样走上了求神拜佛的老路，大明宫内重开内道场。武宗的大哥敬宗皇帝即位之后，先求神拜佛，再加倍玩乐。半夜里在大明宫里打狐狸，打不到就打宦官，最后被宦官合谋害死。

大明宫内道场与天下佛寺被皇帝们的恐惧与失望养大，日渐膨胀。京城长安寺庙林立，僧尼数万，寺院的资产不在国家税收之列，许多富豪人家为了逃避服役将田地、资产寄托在寺院，或者非法买卖僧侣的身份证——“度牒”。自从管理长安佛寺僧侣的两街功德使职由宦官兼领，做两街功德使职成了宦官里有功之臣才能做的“肥缺”，大量的贿赂与财富就此源源不断从寺院到了宦官手里。

铜钱是政府规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寺院里造佛像金身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铜、铁、金。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旭日初照，金碧辉煌。寺内有高十七米的观音铜像，耗费铜至少几十吨。宫内还经常出金、铜在长安城里的寺庙造等身佛像。铜流进寺庙越多，留在市场上就越少。当政府的铜储存量不够时，只能用铁、铅、锡等其他金属混合铜行含铜量不够的劣币。于是铜钱的购买力不断下跌，通货膨胀时有生。甚至还有人偷盗销毁钱币铸造佛像，无可奈何的朝廷对铸造佛像的行为屡有禁止，但总是不了了之。

宪宗皇帝迎佛骨的同时，一篇《论佛骨表》开始在京城文化圈里流传。作者韩愈对宪宗说：

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皇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zhuān xū）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kù）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汉明帝在位十八年。之后国家动乱，改朝换代频繁。宋、齐、梁、陈的皇帝都笃信佛教，那些皇帝在位时间尤其短。最迷恋佛教的皇帝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佛寺，最后被叛臣侯景软禁，活活饿死。

听说陛下您现在也准备迎佛骨入大内供养，我知道您不信佛，只为了祈福祥。不过百姓愚蠢，看您这么迷恋佛教一定会争相仿效，如果不加禁止，恐怕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

佛本来是夷狄人，与中国语言不通。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要是活着，来朝拜，您也不过是见一下，宴一下，赐一件衣服，把他客客气气送走。现在他都死了，枯朽之骨，凶秽不吉利，怎么能迎入宫禁？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无缘无故把这种朽秽之物迎进宫内，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我请求您还是把这截骨头烧了吧！

这篇暗示皇帝信佛早死的奏表在京城不胫而走，成了争相传诵的名文章。宪宗很生气，喊着要杀了韩愈。但他一向喜欢韩愈的文采，又有当时的宰相裴度求情，于是韩愈带着满朝崇拜钦佩的眼神被远贬潮州。他在被贬路上依然反复回味自己这封尖锐奏表酵出的戏剧效果。他写了诗，想象自己因为这篇精彩的文章被贬的结局是客死他乡——浪漫又悲壮：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不巧，他被贬潮州的下一年宪宗就死了，韩愈对自己未来的悲壮预言一件也没有成真。他很快被召回长安，在崇拜者敬畏的目光里，又找到了新的咒骂对象。

李德裕并不喜欢韩愈。实际上，李德裕不喜欢所有出身贫寒靠考试得官的第一代。他有一个曾经做过宰相的父亲，他宁愿给父亲做秘书也不肯与这些家里没有背景的人一起参加进士考试。

但是，在限制佛教，尤其是限制皇家继续赞助佛寺与僧团的扩张这点上，韩愈说到了武宗皇帝的心里：一切不是源出中国的宗教，都应该禁绝。而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可以成为从寺院里掏出钱来的最佳突破口。

武宗自以为有超越前代的勇气，别人不敢触碰的寺院佛像，他敢——比起佛教，武宗更相信道教。他十分信任太清宫道士赵归真。赵归真在皇帝面前谈论起佛教与道教的不同：佛教的涅槃还是死，但道教叫人服食仙丹而后羽化成仙，是长生。成仙，是广列神府，利益无疆。有尊严，有财富，有武宗和他的哥哥文宗在人间应该得到却不能得到的一切。

在他毁灭佛寺与僧尼之前，先要解决左街功德使，向来喜欢做寺院僧侣保护伞的仇士良。

六

李德裕被调入长安做宰相的这个秋天，曾经困在他治下的扬州久久等待一张通行公验的日本僧人圆仁终于在长安城里迎来了自己的好运气。左街功德使仇士良不仅是热情的佛教徒，还身兼数职，是长安城里最有权势的人。理所应当地，左街功德巡院大方地准许了圆仁的居留申请，并把他安排在资圣寺。资圣寺靠近东市与皇城，在长安的中心地带，去哪里都方便。

圆仁因为这忽然到来的好运惊喜异常。向长安七大寺的高僧大德们学习研讨的未来就这样轻易地展现在他面前。得到居留许可的那个夜里，心情难平的圆仁向毗沙门[55]求告，乞求他能够保佑他在长安城里求法的旅途。

左街功德巡院对圆仁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圆仁得到准许在长安城里自由行动，拜访寺院，到晚上回到资圣寺住宿即可。日常吃青菜和粥的圆仁在长安吃到了饺子、水果，甚至皇帝御赐的胡饼。

开成六年（841年）正月，唐武宗改元。这年正月，皇帝命左右街共七间寺院开俗讲，圆仁参加了《法华经》的俗讲。稍晚，在长安的四颗佛牙舍利也在过年期间由供奉的寺院展出。圆仁也随着瞻仰佛牙舍利的人群登上荐福寺院内小雁塔，塔下有源源不断的供养人献上百种药食、珍妙花果、精贵香料，绕塔巡行，供奉佛牙。

他在大慈恩寺接受了师父最澄和尚一心想要学会的密教仪式：传法灌顶。接受过灌顶的圆仁心情开朗，登上大慈恩寺有名的大雁塔，槐树与杨树高大枝干间佛塔金顶熠熠光。他在大慈恩寺以及其他著名的寺院搜集抄写到几千卷最新翻译的经文，临摹了无数珍贵的壁画与曼荼罗。

会昌元年（841年）四月九日，抄经归来的圆仁碰见了迎接仇士良的德政碑进城的马队。石碑上镌刻着仇士良的功名德政、丰功伟绩，由左神策军出动军马护卫从大安国寺抬进大明宫望仙门。仪式热闹而隆重。圆仁站在街边，看着佛教热情的赞助人仇士良受到皇家如此礼遇，对未来更充满无限光明的设想。

圆仁特别在日记里写下，唐武宗也出席了仪式。皇帝站在望仙门神策军修葺好的城楼上望着簇拥仇士良丰功伟绩的军马热热闹闹从楼下行过。皇帝脸上平静如水。只有后代的史官明白，皇帝此时正极力忍耐着内心混杂着的恐惧、厌恶和仇恨，他在耐心等待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彻底扳倒仇士良。

会昌元年（841年）的冬天，大雪下了一日一夜，树木摧折。

七

城里气氛的变化似乎有迹可循，但针对佛教与僧人，却从回纥的又一次入侵开始。回纥的国教是摩尼教。因为回纥人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安史之乱后长安城出现许多摩尼教寺院和僧侣。现在，武宗皇帝决定不再容忍。他要去除一切不是源出中国的宗教。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回纥军兵入侵唐境，皇帝下敕杀死长安城里数百名回纥居民，在州府的回纥人比照处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回纥灭国，武宗下诏废除了所有摩尼寺，寺院庄宅、钱物，全部没收充公。四月中旬，皇帝再次下敕，命令杀死天下摩尼僧。杀摩尼僧的方式却很诡异：剃，套上袈裟，假装成佛教僧侣的样子杀掉。

对摩尼教开刀只是皇帝计划里消灭佛教的一个步骤。在杀死回纥人和摩尼教徒几乎同时，会昌二年（842年）的三月，李德裕向皇帝奏报，长安城里的外地客僧太多，应该让他们回到户籍地。皇帝立刻下敕，驱逐籍贯不在长安的客僧。圆仁也在此列。几乎同时，圆仁收到了押衙知巡的公文，城里保外客僧[56]一律遣出寺。

圆仁有些不安，向仇士良求助。仇士良安慰了圆仁，再三表示这次驱逐跟他们没有关系，让他们依然住在资圣寺，一切照旧。仇士良的安慰没有太大效用。五月二十六日，圆仁再次收到查户口的要求，要他报告从哪国来，什么时候进城，在城里资圣寺住了几年，平时都做点什么。

到十月，更大规模的打击随着一道敕书下：天下所有僧尼会巫术、练禁气、有文身，或者在寺院外养有妻小不戒修行的，全部勒令还俗。僧尼的财产田庄，一律收归国有。如果还俗，则财产田庄依然归私有，不过要按照两税法纳税，服徭役。管理僧尼的两街功德使向各寺庙帖：命令长闭寺门，不准放出僧尼。这年晚一些皇帝又一次下敕，规定天下僧尼的数量配额，不准私自削剃度。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一日，百般不情愿的功德使在皇帝的压力下又向各寺公文：督促去年十月敕下的僧尼还俗工作。会昌三年正月，左右街没有像往年一样挤满善男信女围观高台上和尚们绘声绘色的俗讲。正月里，左街被迫还俗僧尼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还俗僧尼二千二百五十九人。

作为一个外国客僧，圆仁惴惴不安。好像知道他的心思，月底仇士良召见了青龙寺南天竺僧人，兴善寺北天竺僧，各寺新罗、天竺僧人，狮子国（斯里兰卡）僧人，还有圆仁一行三人，请他们去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又是一番安慰。

圆仁稍稍放下心来。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加仇士良观军容使，知天下军事。仇士良位高权重，有他的庇佑，他们至少还是安全的。但时局的变化超过他的想象。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仇士良辞官回家。他已经辞官两次，皇帝却没有允许。这一次，皇帝的允许像是他已经做好准备除去仇士良的信号：当日，仇士良曾经的职位立刻被人接替。六月二十三日，仇士良去世，皇帝敕送孝衣。两天之后，皇帝再次下敕，斩杀仇士良身边的亲信、家人甚至男女奴婢。

目睹了这场杀戮的圆仁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怀疑。

八

圆仁的预感很快得到了验证。宫里长生殿常年供奉佛像，惯例，每天抽调长安城左右街各寺僧侣轮流进宫念经，日夜不绝。很快，长生殿的佛像与供奉被拆毁焚烧。

惯例，每年皇帝的生日都会在麟德殿宴请僧人与道士。在宴会上，僧人讲经，道士讲道，不同宗教彼此切磋。皇帝会向进宫的道士与僧侣赐下表示尊重与地位的紫衣。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道士与僧人一道入大内辩论，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会昌二年（842年）六月，武宗的生日，道士与僧人再次入大内辩论，依然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

会昌三年（843年）皇帝的生日，迟钝的太子詹事韦宗卿按照惯例进献了自己为佛经作的注疏《涅槃经疏》和《大圆伊字镜略》，获得了皇帝一顿大骂：韦宗卿一个朝廷大臣，本该好好学习儒家经典，却沉溺邪说，到处传播妖风。皇帝在斥责韦宗卿的敕书里几乎引用了韩愈二十四年前一样的逻辑：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子是中土圣人，经闻利益之言。韦宗卿是儒生，衣冠望族，不能宣扬孔教，反而沉溺浮屠，妄撰胡书。现在聚集妖惑，胡言乱语，位列朝班，应该自愧。皇帝甚至还让中书门下官员去韦宗卿家里把他的草稿和原本追索焚烧，不得传播。

皇帝的生日宴是一颗投向湖面的石子，皇帝对佛教的仇视如涟漪漫开，最先波及的就是京城的寺院。刚开始不允许僧人午后出寺院，后来不允许僧人在别寺借宿，不允许僧人犯钟声。限制寺院和僧人的命令如同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皇帝再次下敕：不许供养佛牙。五台山、终南山五台寺、凤翔法门寺等供养着佛指舍利的寺院，不许制供，不许巡礼。有人送钱，打二十板，寺院里敢收一枚铜钱，同样打二十板。如果有敢就此劝谏的朝臣，诛身灭族。

依然滞留长安城的圆仁成了一个囚徒：他现在不能回国，也不能出资圣寺。形同囚禁的日常并不能阻止他时刻关注着长安城里瞬息万变的风向，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外国僧人，他以记下民间广泛流传的“都市传说”，来表达对皇帝的不满：会昌四年（844年）八月，唐宪宗皇后郭太后莫名去世。这位老太太在圆仁眼里信佛法，有道心。每当皇帝要对僧尼下手都会力谏。长安城里流传着一条关于郭太后死因的小道消息，圆仁深信不疑地记了下来：文宗的生母、穆宗的皇后萧氏美貌，武宗继位之后觊觎这位庶母的美貌，想要纳她为妃。郭太后不许。于是武宗拿起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弓，一箭射杀郭太后。

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初，武宗与李德裕的计划进行到了关键步骤：逼迫宦官交出神策军军权。下敕向左右军中尉索要神策军军印。左右军拒绝交印。皇帝再三下敕，最后说，这是把军印放在中书门下，由宰相监管，有需要用时由宰相与诸将协商。左军中尉这才交印，但右军中尉依然摁住不交。流言在京城流传，禁闭中的圆仁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右军中尉上奏说：当年我们迎接军印，是带着兵迎接的，现在要交，我们也要带着兵交。京城里的好事者眉飞色舞地传播着这条小道消息，并心领神会地加以解释：右军中尉的意思是：如果您真的要夺回军印，我们就只好兵戎相见了！神策军中有不少忠诚的佛教徒，圆仁在“囚禁”中听到这则小道消息，爽快地把武宗的失败写进日记：“人君怕，且纵不索。”——由着右军中尉去了。

苦中作乐的小道消息并不能缓解圆仁的困境。一道又一道严苛的敕令不断下，为了离开长安城回国，圆仁终于积极奔走起来。

九

会昌五年（845年）五月，圆仁担心已久的敕令下：要求外国僧人还俗。不遵从还俗敕令的，当即决杀。为了离开长安，圆仁同意还俗。一向对僧尼佛寺十分照顾的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暗中帮圆仁搞到一张离开长安的通关文牒。五月十四日，圆仁将要离开这座他生活了五年的都市。头已经长出了一些，他戴上一顶毡帽，穿着平民的褐衫，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旅客。

圆仁心情忐忑，时刻担心着身后牵着的三头驴。驴背上的箱笼里有他在唐土七年所有珍贵的收藏：四笼经文与画像。从开成三年（838年）到达扬州起，圆仁把日本朝廷与唐土朋友们接济的金钱全部用在了购买和抄写经书、描绘大师像与曼荼罗上。除此之外，还有白居易与杜甫的诗篇。但城里剿灭佛教的禁令严厉，圆仁时刻担心一路上收集的经文与在佛寺临写的画像能否在重重关卡的检查下安然离开长安。

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时候，依然有一些朋友前来相送。大理寺卿杨敬之为他写了几封信，托他在洛阳的朋友照顾圆仁。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为他置办了毡帽，绫布，檀香，一双软鞋，一些钱和一卷银字《金刚经》等许多礼物。临行，李元佐请求他留下袈裟，他将每日烧香供奉。

还有一专门写给他的诗，来自他的一个朋友，诗僧栖白和尚：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ráo）。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送圆仁三藏归本国》

归心似箭的圆仁走水路，经过洛阳、郑州、汴州、泗州，回到扬州。会昌六年（846年）四月，武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扬州。不久，新皇帝登基，严厉的灭佛政策随着皇帝的去世一起松动，被禁锢的佛教活动又昌盛起来。圆仁终于可以重新公开他和尚的身份。

圆仁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经过楚州、海州，最后回到登州赤山，他巡礼中国的旅程真正开始的地方。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圆仁登船回到日本博多。返国这年，圆仁五十四岁，后十七年，圆仁在日本国传法，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慈觉大师”。

武宗在位七年，他的年号“会昌”因为生在这六年中的残酷的对僧尼寺院的迫害而成为后世最屡屡提起的名字。武宗的死因与他的爷爷宪宗一样成谜：服食丹药，喜怒失常，甚至神志不清，口不能言。死前连宰相李德裕想见他，也被宦官拦在门外。他并没有比自己的前辈们更加坚强。

会昌年间，天下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按两税法交税。“会昌毁佛”之后，国家的户口增加了一倍多，成为日后收税的税基。寺院和僧侣中有武艺、有医术、有建筑机械手艺的僧侣多半被派上了会昌三年至四年间征讨回纥与藩镇叛乱的战场。从寺院缴获的铜像与钟锣被命令用来铸钱，但是铸造成本极高，每铸造一千文钱所耗费的人力物料与运输成本就有七百五十文左右。

从佛教寺院挤压出的土地、财富与人口并没有能够改变李唐王朝沉没的轨迹。武宗之后继位的宣宗晚年落入了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的怪圈：求神炼丹，中毒而死。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侍中崔胤借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之力把宦官手上的左右神策军、监军和参与枢密政治的权力一切罢停，杀死宦官数百人。朝官与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终于以朝官的胜利告终。但惨胜如败，胜利的代价是南方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与民变。

昭宗解决了宦官，却让藩镇渔翁得利，朱全忠从此再也不受控制，伸出了终结李唐王朝的那只手，不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梁”。

时间是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