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长随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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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三年，冬夜凛冽，寒风刺骨。淮安府山阳县的县衙内，灯火通明，一场盛宴正在上演。知县王伸汉，满面春风，正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候补知县李毓昌。李毓昌此次出差至此，不仅身负候补之职，更是嘉庆皇帝钦点的查赈官员，身份非同一般。

席间，觥筹交错，王伸汉频频举杯，向李毓昌敬酒。李毓昌盛情难却，几番推杯换盏后，不觉已是酩酊大醉。夜色渐深，宴席散去，李毓昌在随从的搀扶下，踉跄着回到了投宿的善缘庵。

一踏入房间，李毓昌便倒头睡去，连衣物都未及脱下。然而，就在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时，善缘庵内突然传出一声惊恐的呼喊：“来人啊！出人命了！”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惊醒了庵内的僧人和周边的百姓。

众人纷纷聚拢过来，只见李毓昌的三个随从——李祥、顾祥、马连升，正跪在主人的房间前，痛哭流涕。他们抬头望去，只见李毓昌竟吊在房梁上，已然气绝身亡！这一幕，让三个随从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

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是自杀，有人怀疑是他杀。几个胆大的百姓，簇拥着李祥等人前往山阳县衙报案。此事一出，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也是惊得目瞪口呆。他深知李毓昌的身份非同小可，若是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王伸汉不敢怠慢，立即带上幕僚、随从和仵作，匆匆赶往善缘庵查勘现场。一场扑朔迷离的悬疑案件，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嘉庆十三年的深冬，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一场悬疑重重的案件在江苏淮安府悄悄展开。死者，李毓昌，一个来自山东即墨的三十七岁男子，正是当年新科进士中的一员。

明清时期，新科进士们的前程似锦，成绩卓越者得以留在翰林院深造，稍逊一筹的则分配到中央各部院衙门，而其余的大部分则走向地方，成为一县之长，也就是知县。李毓昌，正是这其中的一员，等待着成为“即用知县”，一旦有知县空缺，他便有机会走马上任。

候补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实职就意味着没有俸禄。但办理差事，却能获得一些补贴，因此候补官员们总是抢着去办差。而新科进士，更是各省争相邀请的对象，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关照。

李毓昌到江苏候补不久，便迎来了他的第一份差事。那一年，苏北地区暴雨连连，黄河决口，淮安一带洪水肆虐，百姓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嘉庆皇帝得知后，下令拨银九万九千两用于赈济灾民。

银子下拨到灾区后，如何确保这些钱真正用到了灾民身上，就需要有官员去监督、核查。嘉庆皇帝想到了李毓昌，这个年轻有为的新科进士，于是御笔一挥，点他担任山阳查赈官。

在淮安灾区急需赈济的关键时刻，朝廷的银子终于下拨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然而，这笔救命钱能否真正用到刀刃上，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于是，朝廷决定派遣一名得力官员前来监督、核查银子的使用情况。嘉庆皇帝思来想去，最终御笔一挥，点下了新科进士李毓昌的名字，任命他为山阳查赈官。

李毓昌一到山阳，便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作风。他多次婉拒各种应酬，选择了清静的善缘庵作为自己的居所，以便能够专心投入到查赈工作中。他马不停蹄地奔赴灾区乡村，实地调查受灾情况，仔细核对人口，严格检查资金的发放情况。他的认真和负责，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和尊敬。

就在李毓昌即将完成核查工作，准备返回省里的时候，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死在了借宿的房间里，尸体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充满了悬疑的色彩。

李毓昌的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这一切，都将成为一场悬疑重重的案件，等待着人们去揭开真相的面纱。

在迷雾重重的李毓昌案中，报案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那惊心动魄一幕的目击者，正是李毓昌的三个长随。那么，何为长随呢？

长随，这个名字在明清时期的官场上流传甚广。表面上看，他们是官员家的奴仆，但实际上与那些卖身为奴的家仆有着天壤之别。长随们有着明确的服务期限，并且享有人身自由，他们的身份更像现代的雇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家仆。通常，雇佣长随的都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宦人家。

读书人一旦踏上仕途，往往会发现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完全应对实际工作中的种种挑战。就像李毓昌，当他踏入官场后，才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从税赋钱粮的征收核销，到司法刑狱的审判执行，再到官场上的交际应酬和日常穿戴言行，无一不是他需要尽快掌握的技能。

这时，长随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他们或许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但他们深知官场上的种种规矩和门道。他们知道官员应该如何穿戴，如何言行得体；他们了解各个衙门的老爷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长随们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官场的许多秘密和门道都在他们这个群体中代代相传。

因此，对于那些刚刚踏入官场，尤其是被外派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来说，长随们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长随们协助自己在陌生的辖区里执行公务，监督政令的实施，控制官府的运行。长随们代表着主子的意志，在衙门间穿梭，展开各种应酬。老百姓和衙门的书吏、差役们往往会尊称他们为“大爷”“二爷”，而官员们则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朋友”。

可以说，长随与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长随们离不开官员的庇护和赏识，而官员们也同样离不开长随们的协助和支持。正是这样的关系，使得长随们在李毓昌案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证言和目击经历，无疑为揭开这起悬疑重重的案件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在迷雾重重的李毓昌案中，有三个关键人物，他们是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和马连升。这三人不仅是李毓昌生前的得力助手，更是案件发生后的重要报案人。

早在北京时，李毓昌便雇用了自己的老乡，来自山东聊城的马连升作为长随，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乡情纽带。而到了江苏后，他又增雇了两位江苏长洲县的长随——李祥和顾祥。三人中，李祥年纪最大，经验也最为丰富，因此在案件陈述中，他的言辞显得尤为关键。

据李祥回忆，九月底，他们三人跟随李毓昌来到山阳查赈，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一直在乡下忙碌着核查工作。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李毓昌不幸染上了感冒，不得不在善缘庵卧床休息。进入十一月初，他的身体状况似乎愈发糟糕，总是抱怨身体不适，心情也变得异常烦躁。

李祥察觉到主人神情恍惚，坐立不安，便提出要请医生来诊治。然而，李毓昌却坚决拒绝了。十一月初六的晚上，李祥看到李毓昌的言语开始颠倒，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和马连升劝说李毓昌早点休息，并表示愿意在旁伺候。然而，李毓昌却命令他们全部出去，不必伺候。

李祥虽然不放心，但还是在李毓昌的坚持下离开了房间。然而，他始终无法安心，于是在门外徘徊。不久后，他听到房间内传来异样的声响，但当他推门而入时，却发现李毓昌已经吊在房梁上，气绝身亡了。

震惊之余，李祥等人连忙呼救，但可惜已经晚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更无法理解李毓昌为何会突然自杀。在报案时，李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认为李毓昌是因为有病在身，情绪失常，才在当天夜里赶走了佣人，自己悬梁自尽的。

顾祥和马连升两位长随也为李祥作证，他们表示主人确实是因病自寻短见，并无其他原因。三人一致表示，李毓昌在乡下办完事回城后，精神就出现了问题，总是说身体不好，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十一月初六晚上，他的言语更加颠倒，让人无法理解。

在山阳县的衙门里，知县王伸汉亲自进行了验尸。他仔细听取了李祥等人的证词，深思熟虑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李毓昌是悬梁自尽的。对于这个判断，王伸汉并无丝毫怀疑，于是他迅速将案情整理成报告，递给了同城而居的淮安知府王毂。

淮安知府王毂，作为一府之长，对这样的案件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亲自前往现场进行勘验，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李毓昌确实是自杀身亡。

既然案发地的府、县两级官员都一致认定李毓昌是自杀，而且还有他的三个长随作为证人，这起案件似乎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于是，它很快就被当作定案，进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一级级上报到了刑部。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起案件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寒意却悄然在每个人的心头升起。李毓昌的死，真的只是简单的自杀吗？还是其中隐藏着更深的秘密？这一切，都将成为接下来悬疑重重的调查之旅的起点。

江苏巡抚汪日章上报的关于李毓昌案的题本，被慎重地保留了下来。这份题本详细描绘了李毓昌自缢的场景及整个事件的经过，可谓是此案的第一个版本，为我们揭开了这起悬疑案件的冰山一角。

题本中详细记载：“勘查善缘庵，从大门进入，可见朝南正屋三间，东首又有朝南的客屋三间。而那位已故的委员李毓昌，正是在西首的房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面朝西方，背对着东方，两脚站立在床上，用一条蓝绸腰带将自己缢于房梁之上。经过勘查，我们发现梁木上留有灰尘滚乱的痕迹，从梁木到床面的高度为六尺九寸，而床板离地面的高度则为一尺八寸。勘查结束后，我们下令将尸体平放在地面上，当众依法进行检验。据仵作李标报告，已死的委员李毓昌，年仅三十七岁。他仰面躺着，两眼紧闭，口微张，舌头伸出二分，咽喉下有一道缢痕，从两耳根起，斜入发际，长约七寸，深三分，宽五分，呈青红色。他的两手微微握拳，手心、十指、指肚、指甲缝中，都呈现出坠青之色。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李毓昌确实是生前自缢身亡。”

只要刑部认可这份报告，李毓昌案基本上就会尘埃落定，按照这个版本被载入史册。然而，就在这个故事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另一条线索悄然浮现——那就是李毓昌家人的反应。对于李毓昌的“暴毙”，李家人究竟会如何看待呢？

在山东的一个偏远农村，李家世代务农，过着平凡而朴实的生活。李毓昌，这个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读书人，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在家族中熠熠生辉。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考中进士，成为了全家人的骄傲。

然而，当李毓昌暴毙的消息传回山东即墨老家时，整个家族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家人们哭成一片，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对于他们来说，李毓昌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是他们心中的依靠和希望。

在这个家庭中，李毓昌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政治上的帮助。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一步步走上了仕途。而现在，即使他已经离世，家人们也无法为他提供任何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只能默默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无助。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家的族叔李泰清站了出来。他是一名武秀才，虽然不像文举那样备受重视，但也算是有过一些见识的人。他是除了李毓昌之外，李家唯一一个能够出来做点事情的人。

李泰清在得知侄儿李毓昌的死讯后，立刻从山东出发，前往江苏探望并料理侄儿的后事。他代表着李家，带着悲痛和决心，踏上了前往山阳县的旅程。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李泰清远道而来，为侄儿料理后事，便显得格外热情。他周到地安排李泰清的食宿，忙前忙后，生怕有什么疏漏。李泰清对王伸汉的这份热心与帮忙，心中感激不已。

王伸汉早已将李毓昌的遗体整理得井井有条，李泰清则忙着收拾侄儿的行李遗物，准备扶柩返乡。三人长随见主人已逝，雇佣关系自然终止。马连升是山东人，对李毓昌感情深厚，决定扶着旧主人的棺木一同返回老家。而李祥与顾祥则计划在料理完后事后，前往苏南另谋生路。王伸汉得知后，慷慨地写下推荐信，推荐他们到自己在苏南的两位朋友处当差。

在离开山阳县之前，李泰清代表李毓昌的亲属，亲笔写下具结书：“生侄毓昌在淮因病自缢身死，已蒙验明，并无别故。今生情愿率仆马连升等将侄棺柩，搬回原籍埋葬。”字字句句，都透露着他对侄儿离世的悲痛与无奈。

王伸汉亲自前来送行，并拿出一百五十两银子作为慰问金送给李泰清。这份厚礼让李泰清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盛情难却，他最终收下了这份心意。

临行前，王伸汉还特意嘱托李泰清：“死者入土为安，应早日安葬，以慰逝魂。”李泰清心中感动不已，他深知这是王伸汉对侄儿的最后一份关怀。于是，他郑重地承诺，一定会将侄儿的遗体安全护送回山东老家，让他入土为安。

随后，李泰清便带着侄儿的棺木和行李遗物，踏上了返回山东的旅程。马连升也辞别了王伸汉，自谋生计去了。而李祥与顾祥则带着王伸汉的推荐信，踏上了前往苏南的新征程。

日子在平静中缓缓流淌，仿佛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就在某个不起眼的清晨，李泰清在细心整理李毓昌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本书里夹着半张皱巴巴的草稿纸。他轻轻拾起，目光随即凝固在了纸上。

那半张纸上，字迹凌乱却清晰可辨：“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每一个字都如同重磅炸弹，在李泰清心中激起千层巨浪。他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击中，一片混沌。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侄子的死，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李泰清急忙将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家人。李毓昌的遗孀林氏，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也变得苍白。她突然回想起了一个曾被忽略的细节。那天，她在整理丈夫的衣物时，曾在一件长衫的衣襟上发现了一处深色的污渍。她当时并未多想，只是随手拿去清洗。然而，当那块污渍被洗掉后，洗衣服的水却变成了触目惊心的赤红色，还散发出一股难以名状的血腥味。

这个细节与草稿纸上的内容相互印证，让李家人开始怀疑李毓昌的死因是否另有隐情。他们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同时也夹杂着对真相的渴望。难道侄子的死，真的与那份草稿纸上的内容有关？

李泰清之前赴山阳县为李毓昌料理后事时，侄子的遗体已被王伸汉知县先行装殓。当时，李泰清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侄子的脸庞，见其脸色惨白，心中悲痛欲绝，便未再细究。然而，如今李家人对李毓昌的死因产生了怀疑，众人齐聚一堂商议对策。在林氏的同意下，他们决定开棺验尸，以查明真相。

当棺木被缓缓打开，露出李毓昌尚未腐烂的尸体时，众人惊见他的面色铁青，异常诡异。他们小心翼翼地用银针刺入尸身，拔出时，银针竟已变得漆黑。这一发现震惊了所有人，显然，李毓昌生前曾中过剧毒，他的死并非简单的悬梁自尽那么简单。

李家人意识到，李毓昌的死与他正在调查的赈灾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背后很可能涉及到江苏的某些官员。因此，他们深知如果按照传统的申冤程序，一级一级地向官府告状，将会面临巨大的官场阻力。

经过深思熟虑，李家决定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由李泰清代表大家前往北京告御状。在清朝，司法申诉程序允许当事人越级告状，甚至可以直接到北京告状，这种方式被称为“京控”。当人们对地方官府的司法公正失去信心时，便可以选择这种方式来寻求正义。都察院和五城兵马司都是接受京控案件的机构。

于是，李泰清肩负着为李毓昌申冤的重任，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艰难旅程。他心中充满了坚定与决心，誓要揭开这起悬疑案件的真相，为侄子讨回公道。

嘉庆十四年五月初，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繁忙的北京城上。在这喧嚣的都市中，李泰清的身影显得尤为坚定。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这座权力的中心，为了侄儿李毓昌的离奇死亡寻求公道。

考虑到李毓昌生前的官员身份，李泰清选择了向都察院递交诉状。这个机构，是清朝官府内部的监察重地，肩负着纠正官员行为、维护政府廉洁的重要职责。李毓昌作为现任官员，竟然暴毙身亡，且生前疑似身中剧毒，这无疑是都察院必须介入的大案。

都察院的官员们接到诉状后，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他们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处理不当，将会引发轩然大波。于是，几位负责人商议后，决定直接将案子呈报给嘉庆皇帝，请他圣裁。

五月十二日，都察院将李毓昌案如实奏报给了嘉庆皇帝。此时的嘉庆皇帝，正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继承的江山虽然已显疲态，但他依然怀揣着振兴国家的梦想。官员办事效率低下、财政窘迫、吏治腐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渴望找到根源，扭转乾坤。

在思考中，嘉庆皇帝得出了结论：朝廷的法制与制度本身是健全的，康雍乾盛世便是在这套体制上取得的辉煌。如今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员们丧失了清正廉洁的作风，丧失了实干进取的斗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一切，都源于官员们思想的堕落。

而就在这时，都察院呈递上来的李毓昌案，无疑为嘉庆皇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他愤怒地阅读着诉状，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他决定，要将此案树立成反腐败运动的一面旗帜，借此整顿朝纲，重振国家雄风！

这意味着，李毓昌案即将成为一桩震惊朝野的大案。

嘉庆十四年五月底，紫禁城的宫墙内，一道庄严的圣旨犹如破晓的曙光，划破了朝野的宁静。嘉庆皇帝在圣旨中郑重指出，李毓昌案非同小可，事关朝廷职官之死，此案“疑窦甚多，必有冤抑”。

皇帝的疑虑如同浓雾笼罩在朝野之上，他犀利地指出了三大疑点。

其一，至今他仍未见到关于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自缢身亡的官方报告。这份沉默与轻视，仿佛是对一个朝廷命官的莫大侮辱。人命关天，官府如此漠视，不是丧尽天良，便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二，李毓昌若有自杀之心，又为何会在当晚参加酒宴？这一举动，在情理上显得极为矛盾，令人费解。

其三，李毓昌死后，山阳县知县竟然赠予迎丧亲属一百五十两白银，这数额之巨，远超正常人际往来，实在令人怀疑。

更为蹊跷的是，当地官府还妥善安排了李毓昌的两个长随，将他们分别推荐给江苏省内的实职官员当差。这种对暴毙同僚奴仆的厚待，更是令人心生疑虑。

朝野上下，无不为这三大疑点所震撼。李毓昌案，如同一道悬而未决的谜题，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在这波诡云谲的朝政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李毓昌的死，又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冤屈？

在嘉庆皇帝的眼中，李毓昌的离奇死亡与山阳县赈灾实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洞察世事地指出：“此案或许是因为李毓昌奉命巡查赈灾，严谨核查过程中发现了舞弊现象，以至于山阳县官员认为他会向上揭发，进而设计害死了他以掩盖真相，目前还不能确定。”

为查明真相，嘉庆皇帝下达了雷霆般的旨意：

首先，他责令山东巡抚吉纶迅速将李毓昌的灵柩转运至省城济南，并指派精明干练的官员对其进行详细的验尸复检，务必据实上报。

其次，他又命令两江总督铁保火速传唤李毓昌生前的随从李祥、顾祥和马连升接受审讯，一旦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立刻将山阳县知县及淮安知府停职查办，并押送至济南一同受审。

最后，嘉庆皇帝在圣旨结尾处严正警告所有相关官员，务必公正无私地处理此案，否则必将严惩不贷。

随着嘉庆皇帝亲自督办李毓昌案的核查工作，江苏省顿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毕竟，此案发生在江苏境内，此前江苏各级官府已经完成了初步审理，并将李毓昌自杀身亡的结论上报朝廷。假如复核结果显示李毓昌并非自缢身亡，那么原先做出错误结论的官员都将面临严厉的问责。因此，江苏省自上而下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等待着最终的裁决。

在那个年代，执掌江苏省乃至江南地区的顶头上司，乃是名声在外的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一个来自满洲正黄旗贵族家庭的英才，年纪轻轻便在科举道路上崭露头角，二十岁就跃入进士行列，此后仕途亨通，先后担任过副都统、侍郎、山东巡抚、漕运总督等要职。早年间的铁保，以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备受敬仰。

然而，李毓昌案发生的那一年，铁保已步入五十七岁的晚年，人生进入了夕阳之秋。对于这位耆宿而言，追求功名成就已然不是首要目标，更多的是期盼能在余生享受宁静的退休生活。因此，铁保对待政务的态度逐渐变得宽松疏懒，不再是昔日那个兢兢业业的铁腕总督。

此外，铁保还是一位享誉清朝的书法大家，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被投入到研习书法、浸淫经典之中，对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则是能简则简，仿佛完全放权给下属，成了个悠闲的“闲云野鹤”。近几年来，两江地区频发治理不当的事件，铁保也因此多次遭到嘉庆皇帝的责备。虽然铁保也曾多次表示悔过，但实际上仍旧固守己见，对政务懈怠不改，这使得两江地区的种种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也为李毓昌案的后续发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悬疑面纱。

在李毓昌这个名字背后，铁保总督其实有着深深的渊源。十三年前，身为山东乡试主考官的铁保慧眼识珠，亲手选拔了李毓昌为举人，从此，李毓昌成为了铁保门下的得意门生。当李毓昌赴江苏候补知县之职时，特意携带门生之仪拜访了恩师铁保。

数月之后，铁保听闻李毓昌意外自缢身亡，虽然感到诧异，但他并未对此事进行深入追究。直至接到圣旨，铁保不敢有丝毫懈怠，亲自前往淮安，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提审：首先是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还有跟随李毓昌的随从胡太，负责验尸的仵作李标，以及事发地善缘庵的僧人源福。

这四人口径一致，坚称亲眼见证了李毓昌确实是自缢而死，并无中毒迹象。铁保得到了这个看似合理的结论，自觉已尽职尽责地完成了皇帝交付的严查使命，便满意地返回了总督府。

而对于李毓昌案中至关重要的三位随从，铁保仅淡淡地询问了他们的去向，得知他们早已各奔东西，难以联络后，铁保便放弃了寻找。实际上，铁保没有深入彻查此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被怀疑涉案的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与淮安知府王毂，恰恰都是他曾经举荐的官员。潜意识里，铁保不愿相信自己的门生和举荐之人会与此案有染，因此，他选择了浅尝辄止，不再深究。

在大清朝的疆域版图中，淮安府及辖下的山阳县堪称苏北的战略要地，这里是京杭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之所，更是漕运总督府与河道总督府的驻跸之地，地位举足轻重。在这片土地上，淮安知府与山阳县知县无疑是朝廷重点关注的“要缺”职位，人选必须由两江总督在江苏在职官员中遴选，推荐那些品行优良、经验丰富且业绩斐然的官员担当重任。

彼时的淮安知府王毂，乃安徽黟县人氏，凭借贡生资格踏入仕途，历经宦海沉浮，终在嘉庆十三年获得了铁保的赏识与举荐，走马上任淮安知府。

而山阳县知县王伸汉，则是陕西渭南籍贯，当时五十三岁，他的仕途起步源于捐纳，即通过出资购买官职，从最低的从九品一步步捐升至知县之职。就在嘉庆十三年的五月，山阳县知县一职出现空缺，时任两江总督铁保提出建议，让王伸汉暂代知县职务，并在同年十月正式上奏朝廷，请求将其正式任命为山阳县知县。

铁保在奏折中对王伸汉推崇备至，称其“心明眼亮，勤勉务实，自代理山阳县以来，处理漕粮诸事务从未有过疏漏，如今正式调任实职，确是最佳人选”。

正因为如此，铁保在主观上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半年前自己力荐并给予极高评价的王伸汉，竟有可能涉嫌毒杀朝廷命官的事实，这岂不是等于狠狠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识人眼光的质疑，更是对朝廷官场制度的冲击，为整个案情增添了无比浓厚的悬疑色彩。

正当铁保草率应付复核工作之际，远在山东的调查团队却步步推进，收获了实质性的突破。

李毓昌的灵柩迅速运抵济南，山东巡抚吉纶携手山东布政使、按察使，连同济南知府、历城知县一同亲临验尸现场。遗憾的是，李毓昌离世已达八个月之久，其遗骸已严重腐朽，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是中毒身亡还是自缢而死。于是，吉纶等人决定采用古老的蒸骨验尸法，以求揭示真相。

根据《清稗类钞》记载，尽管李毓昌的尸身已然腐化，但经过仵作细致清洗，特别是用水银擦拭后，竟在其肌肤上显现出了大面积的青黑色斑痕，这昭示着死者生前确曾中毒。

在圣旨传达之前，江苏省的部分官员早已嗅到了危机，尤其是王伸汉，他不惜派人携带着厚重的银两奔赴济南，意图贿赂相关的官员、书吏以及仵作，期望他们隐瞒事实，助他脱罪。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部分官吏出于人情考量或者利益驱使，答应了为王伸汉掩饰罪行。

正当王伸汉一党试图以贿赂手段干扰验尸进程之际，山东方面的调查人员提出了更为极端的检验方式——蒸骨验尸。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对死者极大的不敬，因为这意味着必须将遗骸置于极端条件下，通过古代独特的检验手段挖掘可能被掩盖的真相。所谓的蒸骨法，实则是一种残酷而又原始的法医学检验手段：首先挖掘地窖，内置炽热的柴火使其四壁烘烤至通红，然后将李毓昌的遗骨洗净剥离肌肉，放入地窖内，熄灭火源，撒上酒和酸液，在热气蒸腾中熏煮至少一个时辰。

古人智慧地发现，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后，借助红油伞滤过的阳光照射，那些被化学作用强化的痕迹如深层创伤和中毒迹象会清晰可见。尽管这一过程对死者及其家属极为残酷，但为了寻求真实，李毓昌的家人在悲痛中忍痛同意了蒸骨验尸。

六月十二日，验尸工作正式启动。然而，仵作在蒸骨完成后却故意拖延，迟迟不肯给出结论。在一旁监督的按察使朱锡爵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定有猫腻。原来，王伸汉已上下疏通，贿赂了许多官员，甚至连验尸现场都有人收了银子而装聋作哑。尽管尸骨中部分部位明显变黑，仵作却缄口不言，其他官员也装作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