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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突破极限(上)(3)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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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土匪最猖獗的时候,加入某个江湖组织会对武艺做些考核,比如百步要穿杨,抬手要打鸟,但其他方面的考核是没有的。退出的机制就更没有了。想离开“大哥”是很难的,会被视为不忠。当你从这个山头下来,跑到那个山头的时候,这个山头的人就会来砍杀你。从“大哥”那里跑出来的人只有自立山头,才可能有活路,投靠别人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因为它没有退出机制,没有规定退出以后给予你什么补偿,比如像现在《劳动合同法》或劳动合同规定的,给予两三个月的工资补偿。所以,可以想见,这样的组织充满了不确定性、恐惧和互相猜疑。

江湖组织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没有激励机制。“大哥”基本上是靠两个办法激励手下,一是靠平均主义。比如土匪打下了一个寨子,或绑了一票回来,想论功行赏是很难的,基本上就是大家每人领点儿赏,吃吃喝喝就完了。这样的情况在东北的土匪里非常常见,每次打劫完了,底下的人就胡乱分了“大哥”的奖赏,没有规则可言。

另一个办法就是靠未来的预期来管理,没有正面激励,只有负面激励-你要是干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香港有一部电影叫《跛豪》,其中有一个情节,在廉政风暴以前,所有警察都拿江湖“大哥”的钱。廉政风暴以后,他们就犹豫这钱还拿不拿。有一天,跛豪(“大哥”)现这些警察都开始不给自己干活儿了,就想试试他们。他请他们过来一起喝茶吃饭,在桌子上摆了一堆钱,像座小山一样,说让大家拿去喝茶。要是在往常,这些警察就各自把钱往兜里揣了。可是这次,所有人都坐在那儿不动,没有人敢伸手拿钱。跛豪知道这些人都变心了,很不爽。这时候,其中一个警察站起来说他家里有事,要先走一会儿。这时进来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倒出来是一只带血的手。这帮家伙见此情形全毛了,知道今天不拿钱是出不去了,只能乖乖地把钱拿了,赶忙道谢。这就叫作预期管理,就是对后果的管理。所以,江湖上的混混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谁出卖“大哥”,我就砍了谁。这就是对后果的一种预期管理。

民营企业在江湖时期,由于这三个问题处理不好,组织是极其混乱的:第一,不能有序地产生领导人;第二,没有进入和退出的正常机制;第三,没有合理的激励方法。

万通是1991年创办的,也经历过江湖时期。江湖上产生“大哥”还有一种潜规则,就是《水浒传》里的规则,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规则走的。江湖上的潜规则是什么样的?大家都不认识,坐在一起吃饭,年龄大的肯定被尊为上座,这就是潜规则。在中国的文化里,大家在一起做事,年龄大的人总是被尊敬的,这是第一条规则。如果两个人年龄一样大,那就看第二条规则-过去的背景,也就是在体制内的经历,看谁的级别高。《水浒传》里的阮小二、阮小七参加起义很早,但排名都在林冲之后,凡是过去有职务的人都排在他们前面。这就是当时的第二条规则。在万通,因为我在原来的体制内是领导,年龄又最大,所以我就当了“大哥”。这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

《水浒传》里的第三条潜规则就是君权神授,也就是天命。所谓天命,就是阴谋诡计加上自然的标准。晁盖死前留了一个遗嘱,谁杀了史文恭,谁就做“大哥”。宋江显然没有完成这件事,所以庆功那天,宋江很不开心,因为他想当“大哥”,但按照晁天王的遗嘱,轮不到他。于是,就有了那从天而降的石碣,上面写着天罡地煞,一共108人,宋江写在第一个。如此,宋江就当上了“大哥”。靠点儿小诡计,再靠点儿所谓的天意,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在早期都是用这种潜规则来解决人事问题的。

万通当时也是这样,平均主义是我们最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六个人的股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激励方法也很简单,什么都平均,什么都透明。我们基本上是以当时所谓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以完全自律、完全透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1992年,我和王功权到深圳去学先进,找到了王石,跟他讲了我们的组织架构,讲了我们的理想。那时候我三十二三岁,其他五六个人,最小的只有23岁,平均二十四五岁。王石说,如果光靠平均主义,光靠理想,你们迟早是要散伙的。所以,我们必须迈过这道坎儿,也就是说,公司的组织架构要变为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不是精神关系。

把哥们儿变成股东,把“大哥”变成董事长

1993年,《公司法》出台以后,民营企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要把哥们儿变成股东,把“大哥”变成董事长,要是完成不了这个转型,企业就存活不下去。海南的很多公司在这个时期转型都没有转过来。“大哥”永远是“大哥”,不是董事长,因为董事长和“大哥”不一样。董事长是资本的代表,他的合法性来源是股权;“大哥”的合法性来源是暴力,是强权。很多创业者起初都是哥们儿,互相有感情,有了《公司法》以后,你要拉下脸来把兄弟变成股东,有时候这会伤感情。怎样把兄弟关系变成股东关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的组织如果不能从创业初期的以情感为主的模式,逐步转换成以理性和资本为主,可能就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把哥们儿变成股东,把“大哥”变成董事长,这个转型就叫作组织变革。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企业就进入了所谓的公司年代。

《公司法》颁布以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在检讨,都在重新注册。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股东。那时候的规定很清楚,董事长是法人代表,当然,现在总经理也可以成为法人代表。万通原来一直是总经理(王功权)是法人代表,1993年以后,我们把它公司化,完全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重新注册、调整。从那时候起,我就变成了公司的法人。

对相当多的公司来说,这种转变都是一个挑战。我觉得今天的很多创业者虽然注册的是公司,但有时候还是在按照哥们儿的方式行事。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看出是不是股东呢?就是分钱的时候。1995年,潘石屹他们几个人提出想自己做,这就牵扯到埋单的问题。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股东是很值钱的,因为算完账是要给钱的。

慢慢地,我们强化了股东意识。到王功权2004年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很熟练地处理这种事情了。为了省钱,我们俩只请了一个律师(潘石屹走的时候,我们请了两个律师,他请一个,我请一个),因为这套程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算算账,订个协议,我给你钱,你给我过户。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就吃了顿饭,签了个协议,给了张支票,把所有股权转让的手续办完,就完事了,也没吵架,公司也很稳定。逐渐地,股东的变化对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小,不像江湖上换个“大哥”,就完全乱套了。

所以,在公司年代,我们要真正地把合伙人当股东,树立股东的观念,在股东的基础上谈感情问题。在创办企业的初期,往往是感情比股东重要。过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就要把兄弟真正地当股东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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